原载：李金銓（）〈傳播研究的典範與認同〉，《傳播研究與實踐》（台北），4卷1號，頁1-21；《書城》（上海），（新）93期，頁51-63.
此为修订版，收入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预订年3月底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由作者授权本公号刊发。
传播研究的“内眷化”：
简评美国主流研究的典范与认同
李金铨
传播研究已成为全世界景观了，但它毕竟发源于美国，刻上深刻的美国文化烙印，即使欧洲和其他地区已发展出不同的风格，至今毕竟还是以美国的影响最大。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陸三十多年了（台湾和香港六十多年），传播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不是继承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而是从外国全新介绍进来的，许多学者对“传播学”不免有严重的身份危机感：到底传播学在中国走对了路，还是走错了路，下一步何去何从？原则上，大家都会同意，我们一方面要“引进”西方学术，一方面又要批评“全盘西化”。但究竟要如何做呢？这样的大题目，谁也无法单独回答，更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无论如何，不二法门总要先钻进去学人家，然后要能够跳出来，才能攀登另一个高度——“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句话仿佛是老生常谈，其实尝得为学甘苦的人都深知很难做得好的。这篇文章分析美国主流传播研究，若有一得之愚，也许有助于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声明：我自从年到美国念书，后来留在美国教书，前后将近30年，与美国的传播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受益者，受益不代表没有批评，批评不代表全面否定，更不是在鼓吹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实，在述评美国文献的时候，未始不是为自己建造一面借镜？
美国的主流传播研究是指什么呢？大致来说，美国的传播研究有两个范式：一是由芝加哥大学早期社会学家开创，以都市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媒介对社区整合的角色，这个范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独领风骚；另一个范式，在二战结束后，芝大的传播研究逐渐式微，其领导地位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所取代，哥大以量化实证研究和结构功能论研究媒介短期效果，旨趣和风格与芝大截然异趣。两个范式的风格和递嬗，暂且按下不表，我想先交代的有三个观察：
第一，美国的主流传播研究是以哥大的范式为主轴一脉相承的，影响力至今未衰；尽管后来欧洲传进左翼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甚至美国本土也发展出各种比较激进的研究取向，各自占据一个角落，却未曾撼动哥大范式的主流地位，而且有更多国家跟着模仿这个范式。芝大的范式可能沉寂，却没有消失，而转为暗流，时而涌现，成为哥大主流的参照系。
第二，有趣的是哥大传播研究的先驱，在传播学科建立的襁褓阶段便纷纷告别传播研究的领域，以至于哥大重要成员之一贝勒森（Berelson，）宣布要为传播研究送终。在这种诡谲的情况下，哥大的影响力怎么能够维持不坠呢？在我看来，哥大范式得以承传，施拉姆（WilburSchramm，另译为宣伟伯）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他在伊利诺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成立两座传播研究的堡垒，不断从其他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领域引进概念与问题意识，其中尤以哥大的研究兴趣（连同它的学术操作方式）最突出，经过施拉姆及其同事综合推进以后，又不断回馈、引领到各地新闻学院去，蔚然自成一个系统。
第三，然而在新闻传播学院的范围内，还有一个可忧的现象，这也是本文所要强调的论旨：施兰姆在传播研究草创时期，念念不忘“跨学科”的视野；而现在的主流研究自以为已经不假外求，反而呈现一片闭关自守的状态。因此，整个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壁垒分明，而过分专业化导致了形式化、技术化的倾向，只向纵深的小题目发展，格局愈来愈小。
不仅中国学界对于传播学有认同危机，美国传播学界也一直对这个学科提出质疑。在贝勒森为传播研究发出讣闻以后14年，著名的社会学家甘斯(Gans，)问道，传播理论为何如此“饥荒”？他说，一方面传播研究流行文化，领域太窄了，而社会学家所感兴趣的是高尚文化；但另一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视为美国文化社会的一部分来研究，则又未免失之宽泛。普利和凯茨(PooleyandKatz,)重提社会学家为何抛弃传播研究，其转折点在于范式转移：原来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独领风骚，面临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浪潮的社会大转型，社会学家以社会制度和集体行为的视角来考察传媒。但二战以后，传播研究重心移到哥伦比亚大学，视野随之窄化，主旨在以社会心理学探讨传媒短期的说服效果。这是我个人赞同的观点，在后文将详细叙述。
谈到认同危机，常有年轻学生问起，传播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甚至到底“传播”是否可以称“学”？内地大学有所谓“一级”或“二级”学科的设置，那是教育行政的措施，牵涉许多别的考虑，无关学术；但以学术论学术，传播学是不是一个独立学科？关于这个学科定位，学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
首先，年代初有若干马克斯派政治经济学家主张，传播既然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学者最重要的还是要分析下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一旦了解下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即可以“顺藤摸瓜”式地分析或推论上层建筑传播领域的现象。经过政治经济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的长期辩证，我们知道学者对于经济基础的重要性看法不一，但即使有人把经济基础摆在最核心的位置，现在也不太会接受这么机械的化约论了。
其次，有人认为传播是跨学科的横向研究，不同于一般社会学、心理学的“纵向”学科，所以与其称之为“传播学”，不如称之为“传播研究”，以保持它的开放性（Paisley,）。从更广义来说，文化学者卡瑞（Carey,）认为媒介是社会生活斗争的场域（siteofstruggle），里面有各种势力和观点在折冲樽俎，在互相合作、竞争和对话中建构象征意义。欧洲的文化研究学者（例如R.Williams,S.Hall）更尖锐地分析媒介在意识形态“争霸”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牵涉的范围甚广，这里无法细论。假若我们接受广义之说，就必须接着追问：每一个学科都有它的边界（boundary），有一组基本问题，有一套特殊语言乃至于看世界的方法，那么这样的“场域”显然企图贯通各领域，算不算是一个性质特殊的“传播学科”呢？甚至，传播研究难道一定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吗？
第三，若从狭义来说，传播学能不能取得像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学科地位？很多人很焦急，一直想知道：“到底我是谁？”我自己倒不太为这种事操心，因为水到自然渠成，要是一时水不到、渠不成，平白操心也是徒然的。学科地位毕竟是靠学界共识认定的，而不以我们主观的意志为转移。要是为了求心理安慰，迳自宣布自己是独立学科，却不被别人所认可，这样自卑又自大的“壮胆”有什么意义？基于我个人的训练和兴趣，我总相信现代社会不能脱离传播生活而存在，如果社会学可以研究家庭、犯罪、人口等等问题，我们又有何理由不能研究媒介和传播的制度、现象、过程和效果？英国学者坦斯多（Tunstall，)编过一本书，就叫《媒介社会学》。有人称我做的是“媒介社会学”，我总是欣然接受。也许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我在乎的是有无能力针对媒介和传播提出原创性的问题，并给以坚实的分析，至于贴上传播学或媒介社会学的标签，是无关宏旨的。
当然，从学术行政的角度来说，如何为传播学定位是重要的，因为这和资源分配息息相关。在内地，传播学被认可成为“一级”学科，只要行内学者不因此沾沾自喜，以为“学问之大，尽在于斯”，那么能争取到更多资源和地位自然是应该欢迎的。在美国，传播学大体还是交叉的边缘学科，许多大学文理学院的核心是文学系、数学系、哲学系、物理系、历史系之类，新闻科系虽热门却非核心。有的大学成立传播学院，俨然自成系统，不隶属于文理学院，但传播学院内部各系的课程往往多所重复。我也做过学术行政，深知到大学当局去和各系争取有限的资源时，不能太自贬身价，总要力言传播是沟通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学科，是占据中心位置的新兴学科。学术政治必须在科层体系内建立学科的正当性，这个道理我完全理解。然而本文以学术论学术，不涉及实际的学术政治，旨在探讨学科发展的道路，所以不妨有话直说，即使说错了，也不影响到学科的根本利益，何况大家还可以平心静气地商量。
这是一篇通论性质的文字，缘起于一次对学生所做的学术报告，后来根现场据录音改写而成。我无意做地毯式的文献扫描，何况这类书籍坊间也所在多有。我要提供的是一张路线图，首先从字源探索广义的“沟通”与狭义的“传播”之间的关系，然后叙述早年在“统一科学”运动下，施拉姆尝试建立统摄性“沟通学”，这个努力最终是失败的，由此反映了“沟通学”与“媒介研究”的张力。接着述评美国传播学早期的两大范式及其兴替，即由哥伦比亚学派取代芝加哥学派成为主流，视野逐渐窄化。美国主流传播的理论匮乏，是因为学科日趋“内眷化”，误以为本学科自给自足，不假外求，所以一味追求内部的窄深，以致技术愈来愈精良，却缺乏思想创新，甚至逐渐脱离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主要关怀。最后着眼于传播研究的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秉承“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古训（朱熹语），我且效法野人献曝，提出若干不成熟的孔见，以就教于华文传播学术圈的师友们，其中以偏概全，挂一漏万，非特难免，可能十分严重。无论读者最终是否同意我的解读，我愿意开宗明义坦白交代这一点。
传播的三层意义：沟通，交通，媒介
根据科学家的估计，人类在地球上已有一百万年的历史。施拉姆（Schramm，）将这一百万年画到一个24小时的钟面上，每分钟代表年，每秒钟代表12年。这样算来，照相术出现于午夜以前13秒，电报午夜前11秒，电话午夜前8秒前，电影7秒前出现的，广播午夜前5秒，电视午夜前4秒，卫星、计算机则是午夜前3秒才出现的。总之，这些先进的传播科技原来都是在午夜13秒以前才密集出现的，尽管一个接一个，快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然而它们不啻是历史长河的小点滴罢了。我们眩惑于科技的神奇，常常忘记历史的悠远，各种炫目的科技不过是如此新近的发明。以我的生长历程为例，要到小学六年级家里才有收音机，高中三年级才第一次看到电视的面目。但年轻一代是与电视共生的，哇哇落地即直接进入电视影响圈内。现在的儿童大概认定电脑和iPad这些“玩具”存在五百年了，属于他们的基本人权，难怪他们操作起iPad那么娴熟自如，不像他们的祖父母那么笨，看了半天说明书还未必懂。
我想借用威廉斯(参考Williams,:62-63)关于字源的界说，以阐明Communication所包涵的三种意义：沟通、交通与媒介。北京治白癜风去哪家医院最好北京白癜风医院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