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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于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吐鲁番收集品”中有一些是来自唐代龟兹的汉文文献，以往被当作吐鲁番文献使用，忽视了其对于龟兹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这批汉文文献多数原属寺院图书馆藏书或官方行用文书，包括了唐朝的法律文书、韵书、史籍、汉译佛典等，应该都是随着唐朝势力进入龟兹而带过来的，并且在龟兹地区得到了传播和使用。这批汉文文献构成了龟兹古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唐朝中原文化在西域流布的一个缩影。

一、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

库车岀土文献

—年德国的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所得的文物和文献材料，虽然均名为“吐鲁番收集品”，但实际上后两次考察的重点都在库车、巴楚地区，即古代龟兹国的范围内，最后一次根本就没有到吐鲁番去。这两次考察在库车、图木舒克、焉耆等地发掘而得的材料，因为也被称之为“吐鲁番收集品”，所以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出自吐鲁番地区，从而使得不少原本是库车出土的汉文文献被当作吐鲁番文献来研究，甚至用龟兹文书来印证西州的事情，因而忽视了这些资料在研究唐代西域史，特别是龟兹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编号来判定哪些是库车岀土文献。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所获资料最初均入藏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大概在入藏时，给每件材料编过号码。这种旧编号以T开头，指吐鲁番考察队所得资料；然后空格接写罗马数字I，II，III，IV，表明是第一、二、三、四次考察所得；后再空格写出土地的缩写词，其中接在TIV后面的“K”，即指库车地区岀土文献，遗址缩写后空格再写文物或文书的数字编号。

目前我们从所谓“吐鲁番收集品”中，根据编号总共找到18件带有“TIVK”的库车岀土文献资料，其中两件背面也有文字。这些文献已经著录于拙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实际上，这些文书不是吐鲁番岀土，所以我们在每条解说中都写有“库车地区岀土”的字样。

可惜的是，在德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由于主持考古工作的格伦威德尔（AlbrtGrünwdl-）和勒柯克（AlbrtvonLCoq-）不是科班的考古学出身，特别是主持第四次考察的勒柯克，更是以掠夺文物的心理来进行发掘。因此，许多文献的岀土地记录不详，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移等影响，现在许多写本的原编号已经佚失，我们很难判断它们是来自吐鲁番还是其它什么地方，我们只能说，在现在没有原始编号的文献当中，一定还有不少库车岀土的文献，不过目前我们还无法把他们明确指认出来，所以只好缺而不谈。即便我们知道是库车岀土的这18件写本，由于德国考察队工作的粗疏，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具体是在古代龟兹的什么遗址中发现的记录。我们知道，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第三次考察中曾在库木吐拉（Kumtura）和克孜尔（Kizil）石窟工作；第四次考察除了第三次考察过的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石窟寺外，还考察了阿及里克（Achik-ilk）、苏巴什（Subashi）、克日西（Kirish）、森木塞姆（Simsim）等古代佛寺或石窟寺。这些地点都在这些文献岀土地的考虑范围当中，其中以库木吐拉的可能性最大。

这些文献一经判定为库车出土，就为我们研究古代龟兹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数据，迄今为止，笔者还没有看到学者把这些资料用于龟兹的研究，虽然其中有些文献被学者当作吐鲁番文献而反复讨论。特别是这些文献大多数出自佛教寺院或窟寺，而不是墓葬，其原本可能是属于寺院图书馆的藏书，所以典籍类的数据居多。这些汉文典籍大多是唐朝时期从中原流传到西域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可反映传统中国国学典籍向西域的传播与接收的情形，这是史籍很少记载的方面，从国学研究的角度也弥足珍贵。

笔者从年以来在欧美访查敦煌吐鲁番文书，同时收集于阗、龟兹、焉耆等唐朝安西四镇的汉文文献。这里仅就德藏库车文献部份加以讨论，藉以考察唐朝龟兹地区中原传统国学典籍的流传问题。

二、唐朝的法律文书

TIVK70(+)71（现编号Ch）为《唐律?擅兴律》，18.1×23cm，存11行，楷书精写。纸色呈黑褐色，且纸面有土，或为使用时间较长的缘故。年，向达先生访问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曾获的一帧照片，但没有来得及研究。该照片后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年，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诚等据东洋文库所获照片，录入《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集》第1集《法律文书卷》。以后，中国学者均据此书转录。现将所存文字转录于下：

《唐律》是高宗永徽年间编成的唐朝法典，颁行全国，我们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都发现了一些《唐律》或《唐律疏议》的抄本，应当是经河西道首府凉州都督府而颁下的唐朝法令。TIVK70(+)71这件文书所写的《唐律》字体工整，背面无字，应当是正式的唐朝法典抄本。

唐朝显庆二年（），苏定方率唐军打败阿史那贺鲁，西突厥各部及其所控制的葱岭东西各国皆降唐。三年（）正月，唐平定龟兹羯猎颠之乱，于龟兹国设立羁縻性质的龟兹都督府，下辖九州岛，立故王布失毕子白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五月，又将唐安西都护府从西州交河城迁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中心。不久，吐蕃势力进入西域，与西突厥余部联合，于咸亨元年（）攻陷西域十八州。唐罢龟兹等四镇，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同时派军反击。上元二年（），渐次夺回四镇，白素稽遣使献物。但随即又为吐蕃攻占。调露元年（），裴行俭率唐军打败亲吐蕃的西突厥余部，重立四镇，并以碎叶代焉耆，稍稍抑制了吐蕃的攻势。垂拱二年（），吐蕃大举进攻西域，唐四路出兵反击，但未能阻止吐蕃的攻势，武则天下诏“拔四镇”，再次放弃西域。直到长寿元年（），由王孝杰率军恢复了四镇，并派汉兵三万人前往镇守，此后约百年间，安西都护府得以稳定在龟兹，故龟兹王城又称作“安西”。

自显庆三年至长寿元年，由于唐蕃间的战争，安西都护府在西州和龟兹间反复移动，龟兹的局势尚未稳定。因此，这件《唐律》抄本的传入，更可能是在长寿元年以后，特别是开元、天宝时期。

这里我们应当考虑龟兹地区在进入唐朝羁縻州系统以后是否使用唐律的问题。按照唐朝羁縻州的制度，在涉及民事问题时，似乎不用唐律断案。但是在涉及与镇守军有关的问题时，龟兹都督府仍然需要掌握唐朝的法典，因此，这个写本也可能是龟兹都督府的文书。现存文本的内容与出兵征讨、镇戍私放征防人与征镇士兵逃亡等事项有关，这是龟兹镇守军应当要参照使用的。在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组是关于天宝二年（）交河郡高昌县访捉安西逃兵任顺儿等人的案卷（大谷、等），交河郡应当是接到安西都护府的来文，才在境内访捉从龟兹来的逃兵。这组文书可以为我们讨论的《唐律》写本在龟兹的行用做一个脚注，间接证明这件写本很可能是龟兹镇守军使用的律文。

三、唐朝的韵书

TIVK95-a,b（现编号Ch1）《切韵》，13.9×8.9cm，正背书，正面7行，背面6行。韵目衔接，知原为册子本。从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原卷照片上看，有编号“TID”，似说明为高昌故城出土，但又有TIVK95-a,b，则为库车地区出土，未知孰是。从后一编号的繁琐程度来看，似乎更可能是原始编号。这件文书历来为音韵研究者研究的对象，其上有朱笔点记，又数字用朱笔，前人刊布的黑白图版或复印件没有显示，故此已刊的摹本也有遗漏。

TIVK75（现编号Ch）为增字本《切韵》，13.7×19.5cm，正背书写，正面13行，背面10行。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王重民年及向达年所获照片。按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得此书残片共八件，周祖谟据王、向带回的照片，复原其先后次序，现存其中第六、七片，其余各残片，现已不知所在，当为二战时遗失。和上件一样，有关这件《切韵》的研究，也主要是从音韵的角度进行的。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上述两件《切韵》写本，当然这是音韵学上的重要典籍，是后代韵书的鼻祖，而且，从《切韵》到增字本《切韵》，反映了《切韵》系韵书在唐朝的发展历程，文献的价值已由音韵学家给予很高的定位，不必我来费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件写本，似乎没有太多人注意，那就是唐朝的韵书在当时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作诗时的参考文献，在选取韵脚的时候可以帮助推敲词句时选取恰当的文字。二是作为科举考试的书籍而存在。因为唐朝的科举考试重进士科，而进士科考诗赋，因此也需要用《切韵》作为参考文献。所以，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之所以有这样多的《切韵》及《切韵》系的写本、刻本，是和唐朝及五代、宋都重视科举考试密切相关。库车的这两种《切韵》写本从功能上来说，很可能是和诗歌的流行或科举考试有关。我们知道，在唐朝前期有不少文人学士到过安西地区，著名的有诗人骆宾王和岑参，不见于史传的还应当有不少，特别是一些未出道的学子在西行时，很可能携带《切韵》类著作。另外，承柴剑虹先生教示，这些《切韵》写本，也可能是当地学童教育的产物。这种看法可以得到传世史籍和岀土文献的支持。

四、史书

《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记载：“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护，世居安西。年四十，遭父丧，三年客居京师，为长安尉不礼，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哥舒翰少读《汉书》的地点，笔者曾推测在于阗，因为其父娶于阗王女，又任安西副都护，驻扎地应在于阗，所谓“世居安西”的“安西”，是广义的安西四镇的范围，不是狭义的龟兹。大谷探险队曾在和田发现一件《尚书孔氏传》的抄本残片，可以与哥舒翰的事迹相印证。既然于阗都有这样的汉文化教育传统，那比于阗地位更重要、交通与中原更方便的龟兹，应当也有同样的汉文化教育。

在德藏“吐鲁番收集品”中，有一件编号为TIIT（现编号Ch.）的残片，经比定，正面抄的是班固《汉书》卷四〇《张良传》，背面是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笔者进而发现，《西域考古图谱》下卷经籍类图版（5）-（1）和（2）所刊写本，正背面也是《汉书》和《史记》，卷次、书法全同，应当是同一个抄本，而且就是同一张纸的下半，两者不能直接缀合，但可以肯定原本是同一个卷子。按德藏编号指的是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吐峪沟所得，而据《西域考古图谱》，大谷队所得残片出土地标为“库木吐喇”，即库木吐拉（Kumtura）石窟。目前尚无法判定哪个编号对，至少一种可能是出自龟兹，可以为哥舒翰的故事以及龟兹地区的汉文化教育提供进一步的左证。

五、唐代龟兹的汉化佛寺与汉文佛经

唐开元间往印度取经的新罗人慧超，在其所著《往五天竺国传》记他回到龟兹时的情况说：

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于时节度大使赵君。

　　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都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

由《慧超传》的记载可知，开元十五年时，安西（龟兹）地区有大云寺和龙兴寺两所汉寺，它们都应当是唐朝敕建的官寺。其中大云寺是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的结果；龙兴寺则是景龙元年（）二月“庚寅，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的结果。

20世纪初大谷探险队从库木吐拉石窟切割走的一幅供养人壁画榜题，残存文字如下：

大唐□（庄）严寺上座四

镇都统律师□道

马世长先生在讨论库木吐喇石窟中的汉风洞窟的历史背景时，曾经指出：“这方榜题的具体出土地点不明。据榜题明书‘大唐’两字来看，有可能就出于第16窟。这则榜题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汉寺‘□严寺’的例证。该寺有可能就在龟兹，供养僧人的头衔是‘四镇都统’。都统当是都僧统的略称。这一名叫‘□道’的律师，是四镇的都僧统。四镇，显然是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四镇。根据榜题，我们可以知道，在龟兹设有掌管四镇佛教事务的僧官——‘四镇都统’，这位都统是一汉僧，说明当时的龟兹，在佛教上也居于统辖四镇僧寺的特殊地位。”库木吐拉题记的头一个缺字，我们参考慧超关于龟兹大云寺都维那义超旧是京中庄严寺僧的记载，认为就是“庄”字，也就是说，这位四镇都统和龟兹大云寺的义超一样，来自唐朝都城长安的著名寺院大庄严寺。

我曾经在《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一文中，根据《慧超传》这段文字和库木吐拉的壁画榜题，考证从武周至开元年间唐朝盛期的这一时段中，西域地区曾经奉唐朝敕令而建立了一套汉化佛寺系统，这套系统与当地胡人的寺院系统有别，它们统属于住在龟兹的四镇都统管辖，而这个曾在库木吐拉石窟有着供养人像的四镇都统，与其它官寺的重要僧官一样，很可能是从京师直接派至安西地区来的。

笔者过去曾经在《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中指出：“随着唐朝势力在于阗的确立，汉寺也就陆续地出现在于阗境内，与此同时，汉译佛典也必然流传到于阗地区。”并举和田地区遗址岀土的汉文《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等佛典断片以及信徒所写的发愿文为证。现在，我们根据德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库车岀土文献，可以补充龟兹地区唐朝时期流行的汉译佛典名录如下：

TIVK75（Ch）《金刚般若波罗蜜经》，8.7×21.2cm，12行，唐朝时期的写本。

TIVK75（Ch）《妙法莲华经》卷二，27×10.5cm，4行，唐写本。

TIVK70(+)71（Chr）《大般涅盘经》卷三，26.7×19cm，9行，唐写本。背面写“《佛名经》一卷”，但无本文。

TIVK77（Ch）《四分律比丘戒本》，27.4×81.4cm，64行，约9—10世纪回鹘时期写本。

TIVK77（Ch）《四分律比丘戒本》，26.8×.1cm，行，约9—10世纪回鹘时期写本。

TIVK70(+)71（Ch）佛典残片，12.1×22.3cm，12行。

TIVK.75（Ch）佛典残片，14.1×10.7cm，10行。

TIVK70(+)71.（Ch）佛典残片，17×22cm，12行。

TIVK70(+)71（Ch）佛典残片，20×3.2cm，6行。

TIVK70(+)71.（Ch），佛教文献，18.5×15.9cm，1行。

TIVK70(+)71.（Ch）佛典残片，9.6×10.1cm，5行。

这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盘经》都是唐朝最流行的汉译佛典，表明这里流行的汉文佛典与同时期的沙州（敦煌）和西州（吐鲁番）没有什么不同。另外两件回鹘时期的写本《四分律比丘戒本》，其祖本可能也是唐朝时期的汉文写本。其它未比定和编号不能确知为库车岀土文献的佛典还有许多。

六、小结

1.德国探险队在库车地区所获文书并不是孤立的，法国伯希和探险队和日本大谷探险队曾经在龟兹故城西边的都勒都尔·阿护尔（Douldour-aqour）遗址，获得更多的汉文文书和文献；黄文弼先生也曾在龟兹地区的古代遗址中发现少量文书。这些文献应当是一个整体，为我们今天从岀土汉文文献的视角来研究古代龟兹提供了材料依据。

2.德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反映了唐朝势力进入西域以后汉文化流行的情况，这里讨论的唐朝法律文书、韵书、史籍、汉译佛典，分别说明了唐朝律令的使用、韵书的功能、史籍的研习、佛典的传诵，表明中原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在龟兹地区的传播。这些汉文文献构成了唐代龟兹古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3.龟兹在唐朝是统辖整个西域地区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汉文文献的流传是随着唐朝的势力的进入而大量涌进龟兹地区的。由于龟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军政地位，龟兹地区所流传的汉文文献必然也是整个西域地区流行的汉文文献，在同时期的于阗、焉耆、疏勒、碎叶等城镇，也应当有同样的或同类的汉文文献遗存，其中和田地区已经岀土了一些同类的文献，而其它地区也将会有同类的文献陆续岀土。可以说，这些汉文文献是唐朝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一个缩影。

4.唐朝时期在龟兹流行的中原汉文化，对于西域地区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对于这些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对于同时期或稍晚流行在当地的吐火罗语、粟特语、回鹘语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相关条目，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年。

A.Grünwdl,AltbuddhistischkultstttninChinsisch-Turkistan,brichtübrarchologischArbitnvon6bis7Kuca,QarasahrundindroasTurfan,Brlin;idm.,Alt-Kutscha,Brlin;A.vonLCoq,BuridTrasursofChinsTurkstan:AnaccountofthactivitisandadvntursofthscondandthirdGrmanTurfanxpditions,tr.byA.Barwll,London.

A.vonLCoq,VonLandundLutninOstturkistan:BrichtundAbnturdr4.dutschnTurfanxpdition,Lipzig.

此卷着录于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饶宗颐主编：《华学》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页；T.Nishiwaki,ChinsischTxtvrmischtnInhaltsausdrBrlinrTurfansammlung(ChinsischundmanjurischHandschriftnundsltnDruck.Til3),Stuttgart:FranzStinrVrlag,pp.60-61,pl.7；《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81页。

荣新江：《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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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年，89-93页；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年，页。

参看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前期西北逃兵文书考释》，同作者：《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页；刘安志：《对吐鲁番所出唐天宝间西北逃兵文书的探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年，-页。

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页；Nishiwaki,ChinsischTxtvrmischtnInhaltsausdrBrlinrTurfansammlung，pp.43-44；《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页。

参看武内义雄：《唐钞本韵书と印本切□との断片》，《文化》2－7，年；刘复等：《十韵汇编》，北京，年；万斯年译：《唐钞本韵书及印本切韵之断片》，《唐代文献丛考》，上海：开明书店，年，53～54页；WangLin-tsng,“NotsonMaspro’sLsdocumntschinoisdlatroisièmxpditiondSirAurlStinnAsicntral”,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s,18.1-2,，pp.-；上田正：《切韵残卷诸本补正》，东京，年；周祖谟：《唐五代韵书辑存》，台北：学生书局，年，71页，～页；T.Takata,“ThChinsLanguaginTurfanwithaSpcialFocusonthQiyunFragmnts”,TurfanRvisitd–ThFirstCnturyofRsarchintothArtsandCultursofthSilkRoad,ds.D.Durkin-Mistrrnsttal.,Brlin:DitrichRimrVrlag,，pp.-，pl.2；高田时雄着，锺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北京：中华书局，年，24-27页，37页（图2）。

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页；Nishiwaki,ChinsischTxtvrmischtnInhaltsausdrBrlinrTurfansammlung，p.44；《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页。

荣新江：《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价值》，页。

这是笔者年在柏林访查德国国家图书馆、印度艺术博物馆、柏林布莱登堡科学院所藏所有吐鲁番文献后得出的结论。

参看武内义雄：《唐钞本韵书と印本切韵との断片》；刘复等：《十韵汇编》；万斯年译：《唐钞本韵书及印本切韵之断片》，52～53页；WangLin-tsng,“NotsonMaspro’sLsdocumntschinoisdlatroisièmxpditiondSirAurlStinnAsicntral”,pp.-；上田正：《切韵残卷诸本补正》；周祖谟：《唐五代韵书辑存》，，，～页；Takata,“ThChinsLanguaginTurfanwithaSpcialFocusonthQiyunFragmnts”,pp.-；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24-27页。

参看平田昌司：《〈切韵〉与唐代功令——科举制度与汉语史第三》，潘悟云编：《东方语言与文化》，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年，-页。

柴剑虹：《吐鲁番的学童读本与“侧书”——重读吐鲁番所岀“卜天寿抄本”札记》，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

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1卷，年，页。

同上。原件见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下卷，东京：国华社，年，经籍（2）之（1）。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77页。

荣新江:《〈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年第1期，41-43页+4图。

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25-26页。

《唐会要》卷四八“寺”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年，页。

《唐会要》卷四八“寺”条，～页；又见《资治通鉴》卷二〇八。

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上卷，东京:国华社，年，图9。

马世长：《库木吐喇的汉风石窟》，《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年，页。

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文化研究》第1辑，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年，-页。

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页。

G.SchmittandT.Thilo,KatalogchinsischrbuddhistischrTxtfragmntI(BTTVI),Brlin，p.40；《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14页。

KatalogchinsischrbuddhistischrTxtfragmntI，p.57；《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65页。

T.Thilo,KatalogchinsischrbuddhistischrTxtfragmntII(BTTXIV),Brlin，p.64；《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页。

G.SchmittandT.Thilo,KatalogchinsischrbuddhistischrTxtfragmntI，p.；《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页。

KatalogchinsischrbuddhistischrTxtfragmntI，p.；《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页。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69页。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页。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页。

Nishiwaki,ChinsischTxtvrmischtnInhaltsausdrBrlinrTurfansammlung，p.；《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页。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页。

LsmanuscriptschinoisdDoutcha.FondsPlliotdlaBibliothquNationaldFranc,parE.TrombrtavclacollaborationdIkdaOntZhangGuangda,Paris；小田义久责任编集：《大谷文书集成》壹，京都：法藏馆，年。关于这些文书的探讨，参看王炳华：《唐安西拓厥关故址并有关问题研究》，《西北史地》年第3期,10-20页；姜伯勤：《敦煌新疆文书所记的唐代“行客”》，《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年,～页；张广达：《唐代龟兹地区水利》，同作者：《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71-79页。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年。

原题《唐代龟兹地区流传的汉文典籍——以德藏“吐鲁番收集品”为中心》，刊《国学学刊》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