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标题下「民族艺术杂志社」可快速订阅

从对顶三角形岩画看中国新疆

和中亚地区的史前文化交流

摘要

对顶三角形岩画是岩画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在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均有分布。这些岩画在制作技术、图像种类、风格特征、作画环境等方面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表明其作画民族可能具有某种相关性。通过图像学和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对顶三角形岩画图像起源于两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萨马拉文化，并在伊朗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中大量出现，而从青铜时代晚期开始分阶段地向不同方向扩散。其中，向东扩散的路线是经由阿富汗，沿着帕米尔高原进入费尔干纳盆地；随后，进一步沿着天山山脉进入新疆，而到达新疆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年后半期。这个过程并非一次完成，而是经过若干考古学文化的波浪式推进。

关键词：对顶三角形岩画；两河流域；中亚；新疆；文化交流

作者：肖波，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对顶三角形岩画是岩画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其基本特点是用两个顶点相连的三角形表示动物或人的身体。此类岩画在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均有分布，并在制作技术、岩画风格、图像种类、作画环境等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有必要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系统研究，进而解决其起源和流变问题。关于这类岩画，有学者注意到其特殊性，并且认识到可能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有关。А.И.马丁诺夫（МартыновА.И.）在《考古学》（Археология）一书中就将吉尔吉斯斯坦塞伊玛里塔什（Саймалы-Таш）岩画中的对顶三角形公牛图像归为特里波利文化和安诺文化。Я.А.舍尔（ШерЯ.А.）在《中亚和内亚岩画》（ПетроглифыСреднейи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一书中将吉尔吉斯斯坦塞伊玛里塔什岩画中的对顶三角形图像进行了单独分类，并与伊朗出土陶器上的图像进行对比，认为岩画中的此类图像可能受到伊朗彩陶艺术的影响。至于岩画的年代，他认为在公元前年左右。这个观点也被后来的众多学者采纳。我国学者郭物在《通过天山的沟通——从岩画看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新疆在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联系》一文中，将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东部博格达冰川岩画与吉尔吉斯斯坦塞伊玛里塔什岩画中类似的形象进行对比，认为其年代属于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产生的原因是生活在费尔干纳附近山地的牧牛人沿着天山迁徙的结果。这个年代与Я.А.舍尔得出的年代相当。实际上，Я.А.舍尔的断代工作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推测的成分较大。后来，在奥什居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几幅与岩画高度类似的动物图像，该遗址属于楚斯特文化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年中期，Ю.А.扎德涅普罗夫斯基（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Ю.А.）分析后认为，这种同时出现在彩陶和岩画上的由两个相连的三角形组成的动物图像，来自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同一种造像传统，因此，将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的年代归入楚斯特时期具有坚实的考古学基础，他甚至认为二者出自同一位艺术家之手。这个年代比Я.А.舍尔得出的年代要晚得多。与其观点类似的还有А.Е.罗格任斯基（РогожинскийА.Е.）。但是必须注意到，上述学者讨论的对象均是局部性的，因此，有必要用总体史观的方法，将所有岩画进行统计、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图像的起源和流变。

本文所研究区域内对顶三角形岩画均为敲凿法制成，并用剪影的形式勾以轮廓，因此，按照主题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公牛、牛车（马车）、山羊、马（狼）、鹿和人像六类。

公牛图像主要通过牛角来辨别。绝大多数图像牛角呈“S”形弯曲状。这种牛角并非具象表达，而是一种艺术加工，多发现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而具有对顶三角形身体的“S”形角的公牛图像目前仅发现于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S”形的牛角最早见于伊朗铜石并用时代的萨格扎巴德特佩和高丁特佩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时间约为公元前年。但公牛的身体部分并非对顶三角形。而在同时期的苏萨1期遗址的印章中却发现了对顶三角形的动物图像，包括公牛和马，公牛的牛角向前弯曲，但“S”形特征不明显。

其中六幅图像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点（图1-1至1-6）。除了一幅图像为牛角向内弯曲外（图1-5），其余均为“S”形。另外二幅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塔姆加雷和乌谢克岩画点。塔姆加雷岩画点在七河地区塔姆加雷峡谷周围的山岩上，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岩画年代据估计从公元前年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而其主体部分在青铜时代，目前仅收集到一幅类似的图像（图1-7）。而乌谢克岩画点则位于阿拉木图州潘菲洛夫区伊犁河的支流处，岩画制作方式同样为通体敲凿而成（图1-8）。

另外，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奇拉斯地区发现了一幅类似的岩画（图1-9）。岩画描绘的是公牛图像，牛角与塞伊玛里塔什其中一幅图像的牛角类似（图1-5）。除了牛角之外，二者还有很多相似点，如胯部均有生殖器状的线条，身体中间像被用绳索勒过，人为地形成两个对顶三角形，这种表现方式在年前两河流域萨马拉文化的乔加马米遗址中就有发现（图7-4）；此外，二者的尾巴均为略微翘起的小短线。

（二）车辆、耕种和放牧

在对顶三角形岩画中，有一类是人与动物组合出现。除二幅图像表现的是马车，其余均是人与牛的组合。其中一幅马车图像出自塞伊玛里塔什（图2-9），而另一幅则来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耶斯科尔金区的叶什基奥尔迷斯岩画点，结合周边考古学文化，岩画被断在公元前—前年左右（图2-16）。至于人与牛的组合，一般是一人驭两牛（图2-2、2-3、2-5—2-7、2-11—2-12），部分与牛并列的动物并未刻画牛角，但实际上应该同样表现的是牛（图2-1、2-4、2-8、2-10、2-13—2-15）。关于这种图像的解读，学界分歧较大。在谈到塞伊玛里塔什岩画时，郭物说道：“可以看出是牧牛经济的人群完成了这些岩画。”而关于这种图像的争论则主要集中在图像究竟代表的是牛车还是牛耕两种观点上。Я.А.舍尔认为该类图像表现的是牛车，而非耕种，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牛携带的是农具，而更可能表示的是车辆，整幅画面反映的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场景。而库兹米娜则认为整幅画面充满着浓郁的春天丰产的气息，换言之，此类图像表现的正是牛耕场景。笔者认为，这类图像中包含上述两方面的内容。对车辆岩画而言，最典型的部分就是车轮，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图像都有两个表示车轮的小圆点，人像一手牵着缰绳，一手持棍或鞭，呈驱赶动物状。虽然车轮与典型形态并不一致，但是应当考虑到，岩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并非总是与实物完全契合。其中一幅不带人像的图像比较清楚地显示出，该类图像应该表现的就是车辆，而非某种耕具（图2-15）。但是，另外几幅图像可能和牛耕有关（图2-10、2-12—2-13）。其中一幅图像最为典型，人像手中似乎握着犁柄，人身前倾，似在用力耕种（图2-12）；另外两幅图像中人像一手持棍或鞭，另一手疑似扶着某种耕具（图2-10、2-13）。此外，还有四幅放牧图，其中三幅图表示牧牛（图2-17—2-19），另一幅图特征不明显，似为牧马图（图2-20）。

（三）山羊

一般来说，区分岩画中山羊和公牛图像的基本标准是动物的角。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除了角之外，动物的其他部分非常相似，很难进行区分。动物的角有向前和向后两种形态，向前的一般和车辆组合在一起，似是牛车，而向后的应是山羊。另外，伊朗陶器上的动物图像，角向后的均被专家们解释为山羊。有七幅图像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其中二幅出自帕米尔高原塔拉斯州的乌尔马拉尔岩画点（图3-1、3-3），从图像上看，与帕米尔高原西部的纳马特古特岩画非常相似（图3-8至3-10），似乎表明此类岩画曾沿着帕米尔高原传播。而其他岩画点主要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和天山山脉，尤其是中国新疆博格达冰川发现的四幅图像（图3-16至3-19）与乌勒盖的一幅图像（图3-15）是标准的对顶三角形，与塞伊玛里塔什的几幅图像比较类似（图3-4至3-7），表明也存在着岩画沿天山山脉进行传播的可能性。而塞伊玛里塔什的一幅图像（图3-5）和哈萨克斯坦叶什基奥尔迷斯岩画的一幅山羊图像（图3-13）需要引起格外注意。除了整体构图极其类似之外，二者均带有胡须，尾巴上翘，背部洼陷处都有一个小隆起，几乎可以看作是同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而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的加巴耶夫卡也有一幅类似的图像（图3-11）。此外，在中国新疆伊犁州的尼勒克东买里墓地早期铁器时代墓葬墓室填土中出土过一件砾石岩画，用敲凿的方式制作了一幅山羊图像（图3-20），与塞伊玛里塔什的其中一幅山羊图像非常相似（图3-12）。除了上述地区之外，在阿塞拜疆的格亚米加亚也发现了两幅类似的图像（图3-2、3-14）。

（四）马和狼

马的图像目前仅见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尔马拉尔、塞伊玛里塔什以及中国新疆的博格达冰川岩画点（图4-1至4-4、4-6、4-8）。其基本特点是：有耳无角，尾巴基本向下，部分尾端有圆点，这种尾巴的人像在中亚地区岩画中比较常见。另外三幅图像是捕食者，可能为狼（图4-5、4-7、4-9）。其特点是：动物有耳无角，脚部刻画出锋利的爪子，其中一幅图像中一个手持武器的人正与其搏斗（图4-7）。

（五）鹿

鹿图像很少，目前仅发现四幅。其中中国新疆博格达冰川发现一幅，鹿背上有一骑者，系晚期添加作品（图5-1）。另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点发现三幅，岩画均由敲凿而成，用剪影法勾勒出动物身体部分（图5-2—5-3）。

在吉尔吉斯斯坦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点发现一幅呈舞蹈状且带有尾饰的人像（图6-1）。此外，在伊朗俾路支斯坦南部的阿普谢格阿尔姆也发现两幅，人像手中握有绳索、木棍或旗帜状物品（图6-2—6-3）。而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西天山地区也发现四幅人像，人像三大一小，在同一幅画面内，从作画方式和保存状况来看，应为同一时期作品（图6-4）。此外，在哈萨克斯坦萨乌斯坎德克岩画点发现约61幅该类人像，人像多出现于狩猎场景中，部分带有生殖器或尾巴状装饰（图6-6—6-7）。该岩画点位于大卡拉套山脉的最南端，在哈萨克斯坦政府年6月10日提交给联合国的申遗预备名单中，岩画年代被定在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3世纪。在中国新疆博格达冰川也发现一幅手持弓箭人像，总体构图与萨乌斯坎德克岩画类似（图6-5）。

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对顶三角形图像来自两河流域萨马拉文化的乔加马米遗址，所有图像均为彩绘的山羊图像（图7-1—7-4）。其中一幅图像绘制在一件属于萨马拉文化4期的陶器残片上（图7-1），而在萨马拉文化5期的陶器残片上也有发现（图7-2）。另外两幅图像同样出自该遗址，但具体年代不清楚（图7-3—7-4）。据研究，萨马拉文化可分为5期，其第4期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纪之交，第5期为公元前五千纪的前半叶。因此，可以认为，该图像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年左右。此外，类似的图像在两河流域及其临近地区出土的陶器上也有发现（图7-5—7-6）。其中一件陶器出土于哈雷夫遗址（图7-5）。据研究，哈雷夫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前年。因此，该件陶器的年代也属于这一范围。另外一件陶器属于欧贝德文化（图7-6）。欧贝德文化虽然持续较久，但该件陶器的年代则比较确定，约为公元前年。

随后，对顶三角形图像在伊朗中部和北部地区大量出现。其中一件带有此类图像的陶器出土于伊朗中部伊斯迈尔巴德村，其年代为公元前年末，现藏于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图7-7）。类似的陶器在伊朗的伊斯玛依拉巴德也有发现，年代可能与前者相当（图7-8）。此外，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汗省最东端坎加瓦盆地的高丁特佩遗址发现一件陶罐，罐面绘有一只动物，动物角呈“S”形，动物身体呈对顶三角形，年代为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约为公元前年（图7-9）。这幅图像与岩画中的公牛图像多有相似之处。与此同时，对顶三角形图像在苏萨1期陶器上大量出现（图7-10—7-14）。其中一件陶器上的图像为人像，人像双手曲臂上举（图7-10），与朝格哈波纳特遗址出土人像相似（图8-4）。带有山羊图像的陶器有四件，其中一幅山羊的羊角内侧有一万字符（图7-11），而其余山羊图像的角部内侧同样绘有相应的纹饰。类似的图像在苏萨1期陶器上还有很多。

在伊朗塔利巴孔A遗址中也发现不少绘有此类动物图像的陶器（图8-1—8-3）。其中两件陶器上的动物图像特征不明显，可能为山羊或鹿等（图8-1—8-2），而另一件陶器上则绘有典型的山羊图像（图8-3）。苏萨1期14C年代范围在公元前（—）—前（—）年间。而塔利巴孔A遗址第三至四层年代与其相当，约为公元前—前3年。综上，苏萨1期年代约为公元前—前3年。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苏萨1期的这些图像年代大致为公元前年末至公元前年初。而塔利巴孔A遗址出土的类似图像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三至四层，极少数也发现于第二层，但总体而言，与苏萨1期的年代基本相当。

此外，在伊朗基彦遗址的VC层中也发现两幅类似图像（图8-6—8-7）。基彦是哈马丹南部70千米处的一个农牧民的古代居址。考古发掘揭露出19米厚的文化层，分为5个综合体。其中，基彦V为公元前年末至前年，而基彦V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即基彦VC大致与苏萨1期年代相当。类似的图像在希萨尔遗址中同样有所发现。该遗址位于伊朗东北部塞姆南省达姆甘城南郊，属于铜石并用时代，从公元前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年，是该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其中两件陶器属于希萨尔IC期，其年代与苏萨1期年代相当（图8-8—8-9）。由此可见，伊朗发现的对顶三角形图像年代绝大多数可以归为公元前年末至公元前年初。

而最早的对顶三角形人像来自伊朗胡齐斯坦省的朝格哈波纳特遗址。在该遗址出土的一件编号为B陶器残片上用黑彩绘出一幅人像，人像残缺仅剩身体部分（图8-4），但从整体情况来看，与伊朗阿普谢格阿尔姆人像岩画非常相似（图6-2—6-3）。该陶器残片属于苏斯阿那中期阶段，其年代为公元前年。在邻近的巴基斯坦，具有对顶三角形特征的人像在梅尔伽赫3期陶器上也有发现。其中一件陶器出土于M2区的窑址区，其年代属于梅尔伽赫3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图8-5）。关于梅尔伽赫3期的年代，据14C测定，约在公元前年中期到公元前年中期。

另外3件出土陶器表明，此类图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延续的时间很久（图8-10—8-12）。其中一件出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发哲遗址，人像身体部分均为对顶三角形（图8-10）。该陶器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属于苏美尔的早王朝时期，年代约为公元前年中期。另外两件陶器出土于伊朗。其中一件陶器为高脚杯，上面刻画了两只对顶三角形状的山羊图像，其年代约为公元前年，现藏于德黑兰博物馆（图8-11）。此外，还有一件属于班普尔文化（图8-12）。该文化可分为6期，时间从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持续到公元前1年。这种图像主要发现于班普尔文化第五期的第二阶段，约在公元前年末至前年初。

此外，类似图像在亚美尼亚阿拉腊峡谷出土的陶器上也有发现（图8-13）。该陶器属于库罗-阿拉克文化。库罗-阿拉克文化地域涵盖了几乎整个外高加索、伊朗西北部、阿纳托利亚东部和高加索的东北部。该文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年代为公元前—前／年；第二期为公元前／—前／年；第三期为公元前／—前年。该件陶器具体属于哪个时期并不清楚，年代范围大约为公元前—前年。

另外，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中发现很多绘有此类人像的陶器（图9-1—9-3）。其中一幅人像的对顶三角形下部有一排竖线，似为衣服的装饰，与前述哈发哲遗址出土的一幅人像类似（图9-2）。这些陶器均来自库库特尼B文化层，而该文化层与特里波利CI层相当。关于该文化层的年代数据有两个，分别为公元前年和公元前年。因此，这三幅图像的年代约为公元前年初。类似的人像在我国甘肃地区的辛店文化和沙井文化中也有发现（图9-4—9-5）。人像双臂曲肢向上（图9-5），与前述的朝格哈波纳特（图8-4）和苏萨1期人像（图7-10）均非常相似。

此外，甘肃地区还发现三件带有动物图像的陶罐。其中一件出自甘肃省临夏张家嘴遗址，刻画了两只疑似山羊的动物图像（图9-7）。另一件为四鹿纹彩陶双耳罐，为辛店文化张家嘴类型，现藏于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图9-8）。此外，还有一件双耳罐上同样描绘了类似的动物图像，出土情况不清楚，从陶器类型以及动物图像来看，可能与前两者年代相当（图9-9）。关于辛店文化的年代，任瑞波认为：“其上限可早达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下限可能在公元前九世纪或稍晚。”另外，辛店文化可以分为6段，其中张家咀（即张家嘴——笔者注）遗址分别属于第五段和第六段，而这两段则归属于辛店文化末期。其年代约在公元前年左右。此外，还有一件陶器出自沙井子墓地，属于沙井文化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前年。上面描绘了一幅对顶三角形的人像。人像双臂垂直向下，手指张开，双脚朝右（图9-4），与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的其中两幅人像相似（图9-1、9-3）。李新伟也曾指出过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彩陶与中国史前彩陶具有某种相似性。

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奥什居址出土了几件陶片，上面描绘有几幅山羊图像（图10-1）。图像虽然数量不多，并且残缺较严重，但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断代意义。因为该遗址距对顶三角形岩画最丰富的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点并不远，并且二者构图高度相似，故可以用来进行交叉断代。通过对楚斯特、达利维尔金以及奥什居址的碳十四测年，楚斯特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5或14世纪至公元前9或8世纪；根据金相分析，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8或7世纪，这一结果基本与前者吻合。其中，奥什居址属于楚斯特文化早期阶段，年代约在公元前年中期。

在外高加索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霍扎雷-克达别克文化陶器上也发现了类似的图像，描绘的是已经图案化了的带角的动物，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图10-4）。另外，在阿塞拜疆汉拉尔附近的墓葬中还出过一件陶器，在其外壁上描绘了两组人持弓箭狩猎山羊的图像，其中，人和山羊的身体部分均为对顶三角形，其年代为公元前年初（图10-2）。上述动物图像与格亚米加亚岩画非常类似（图3-2、3-14；图4-9），表明其年代可能相当。类似的图像最晚出现于中亚地区的粟特彩陶盘上，盘的内侧绘制有两幅图像，其中一幅图像被学者们解释为披甲战马，另有一幅鸟类图像，年代属于帕提亚时期，现藏于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图10-3）。其身体部分像被绳索勒过，前文已经指出，这种图像在岩画和彩陶中均有发现（图1-5、1-9；图7-4）。另外，在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综合体出土的印章上发现了一幅与其高度类似的马图像，表明这种构图传统持续的时间很久，并且可能包含特殊的寓意。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考古出土文物中已经发现了不少对顶三角形的人像，但带有生殖器的图像并不多。其中一幅发现于阿塞拜疆纳西切万自治共和国的克孜尔万克墓葬出土的陶器上（图10-5）。通过碳十四测年以及与周边考古材料，尤其是伊朗北部的材料进行比较，克孜尔万克墓葬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前年之间。其陶器与伊朗希萨尔和锡亚尔克等文化陶器很相似，陶器的某些元素从公元前年开始一直延续下来。另一幅图像来自中国新疆天山北路号墓地出土的陶器，其年代约为公元前年（图10-6）。人像带有头饰，此类头饰在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的人像和人面像中多有发现。

另外，我们注意到，带有生殖器的对顶三角形人像仅出现于哈萨克斯坦西部的萨乌斯坎德克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西天山地区。而这种带有尾巴或者生殖器的岩画在草原比较常见，南西伯利亚、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均有发现，应与草原牧猎族群的活动有关，其形态与出土陶器中类似人像形态差异均较大，可能还需专题研究。而中国新疆地区的对顶三角形人像岩画没有刻画生殖器，同时，也缺乏陶器上人像所戴的头饰，故其与天山北路彩陶上人像的关系还不清楚。相较而言，新疆岩画中的对顶三角形人像与辛店文化和沙井文化中的人像具有更多的共性，而天山北路号墓地中的人像则与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则更为类似。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新疆的这批对顶三角形岩画年代大致介于楚斯特文化和辛店文化之间，即公元前—前年之间。

除了陶器之外，类似图像在印章上也多有发现。在苏萨阿克罗波勒遗址中发现一枚带有两幅对顶三角形动物图像的印章。上面一幅似为马，下面一幅为公牛，印章出土层位不清楚。部分学者认为其年代应属于前乌尤克时期，而乌尤克早期与苏萨2期相当，苏萨2期年代约为公元前—前年，因此，该枚印章的年代应为公元前年初。另一件欧贝德时期的陶器上同样发现了此类图像，其年代约为公元前年。

这种图像在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综合体出土的印章中也多有发现。该考古综合体主要位于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土库曼斯坦东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部，尤其集中于奥克苏斯河上游，因此，也被称为奥克苏斯文明。这些印章均发现于阿富汗境内，印章上的图像包括人像和各种动物图像。动物图像包括马和山羊等。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印章的年代均属于公元前年。而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综合体的年代为公元前—前年，因此，印章年代约为公元前—前年。

从出土文物及其纹饰来看，早期对顶三角形图像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西亚和伊朗地区。随后，发生了两个方向的扩散：一是在公元前年初向西北方和北方的扩散。其中，向西北方向的扩散主要是与东欧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发生了联系，这个时候出现的图像全部为人像，动物图像不见；向北方的扩散则与外高加索的库罗-阿拉克文化相关，随后分别于公元前1年左右出现在克孜尔万克、公元前年左右出现在汉拉尔，表明这种构图传统在外高加索地区延续很久；二是自班普尔文化第五期第二阶段起，图像开始向东部地区扩散，时间约在公元前年末至前年初。班普尔文化一方面发源于伊朗本地的考古学文化，陶器装饰风格可以追溯到苏萨1期；但另一方面，该文化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综合体、印度河文明均关系密切。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综合体印章中发现的众多此类图像就是这种扩散的初次见证，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纳马特古特岩画和巴基斯坦北部的奇拉斯岩画则提供了相应的岩画学证据。此后，这种对顶三角形的构图观念沿着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自南向北、自西向东传播到中国新疆地区，新疆博格达冰川岩画就是这种传播结果的重要见证之一，其年代可能在公元前年之后，最主要的考古学证据是奥什居址出土的陶器。随后，此类图像继续东传到中国甘肃地区，辛店文化和沙井文化陶器中的人像和动物图像就是其最主要的证据。

在广阔的中亚地区，从咸海和哈萨克斯坦南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直到帕米尔高原，在公元前—前年间的居民主要为新石器时代的渔猎族群，农耕文化仅在少量地区有所发现，其中以纳马兹加文化最为典型。到了公元前年后，草原部落取代了当地的渔猎族群，对顶三角形岩画图像开始在中亚大地上扩散开来。同时，在公元前年左右，伊朗的本土文明以及印度河文明等众多古代文明均开始衰落，衰落的具体原因还不是完全清楚，可能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或者游牧族群的兴起有关，但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促使人群外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对顶三角形岩画的承载人群究竟是游牧民族亦或是定居民族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居址的发现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该遗址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东南角，属于楚斯特文化的早期阶段，年代在公元前年中期。其彩陶纹饰与伊朗、印度等地的彩陶纹饰类似。楚斯特文化主要分布于费尔干纳盆地东部，属于典型的农业文化，以传统的定居生活方式为特征。自青铜时代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以来，欧亚草原上已经广泛分布着畜牧文化，到了早期铁器时代，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畜牧转向游牧。而楚斯特文化则与这些草原牧猎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地域上看，两种文化比邻而居，楚斯特文化居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而安德罗诺沃文化等则位于北部地区。楚斯特文化居民的人类学特征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纳马兹加特佩、阿尔丁特佩、扎曼巴巴、萨帕里特帕、扎尔库塔纳和摩拉利居民相同。扎曼巴巴、萨帕里特帕和扎尔库塔纳均为乌兹别克斯坦青铜时代早、中期的考古学文化，由遗址和墓葬组成。其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兼营畜牧业。从时空关系上看，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综合体的分布时间和分布范围均有重合。而事实上，扎曼巴巴文化正是大约公元前年末至年初，东欧竖穴墓文化人群向东迁徙，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遗存结合的产物。至于萨帕里特帕，则与土库曼斯坦青铜时代的纳马兹加特佩5期和6期、阿富汗蒙迪加克4期以及伊朗希萨尔3期关系密切。而蒙迪加克4期年代约为公元前—前年，与伊朗班普尔文化、哈拉帕文化等均关系密切。可见，自公元前年中期以来，该地区一直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因此，上述地区出现类似的对顶三角形图像不是偶然的，具有坚实的考古学文化基础。另外，我们注意到，楚斯特文化彩陶上的动物图像有类似生殖器的小短线（图10-1），而类似的构图在乔加马米遗址（图7-3—7-4）、哈雷夫遗址（图7-5）和基彦VC（图8-6）的彩陶中都可以发现，进一步表明了楚斯特文化彩陶中的对顶三角形图像是两河流域和伊朗彩陶文化的一种延续。

在我国新疆地区，同样发现不少具有楚斯特文化特征的彩陶。其中相当数量的彩陶发现于伊犁河流域，主要分布在昭苏县、新源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特克斯县以及尼勒克县等地。而我们在尼勒克东买里墓地发现的一幅对顶三角形的山羊图像（图3-20）和塞伊玛里塔什其中的一幅山羊图像高度类似（图3-12），进一步表明了这两幅岩画图像可能是楚斯特文化传播的结果。另外，拜城克孜尔水库墓地的文化面貌也与楚斯特文化类似。关于其年代，“根据上述碳十四测定数据，可以推断克孜尔吐尔墓地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克孜尔墓地恰好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帕米尔高原与天山东段地区之间，其人种构成又属于地中海类型，因此，这些居民很可能就是翻越帕米尔高原，从今天的喀什地区沿塔里木盆地北线东进的那部分人群。”这为我们前面提到的对顶三角形岩画的传播路线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人类学证据。

本文着重对考古出土文物中对顶三角形的动物图像和人像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对顶三角形岩画的年代和可能存在的传播路径。一般来说，彩陶、印章和岩画具有某种相似性，均是在文字出现以前用于某种象征性表达的一种手段，反映的是古代神话题材，是古人宗教神话观念的“物化”。因此，上述三者之间不仅题材具有相似性、观念具有相通性，同时，年代也具有相关性，这也是我们根据彩陶和印章等考古出土文物来对岩画进行断代的基础。此外，这种对顶三角形纹饰在两河流域、中亚西南部和伊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经常出现。不同于岩画，上述考古学文化中的图像既包括对顶三角形的动物和人像，也包括单纯的对顶三角形纹饰，而后者尤以高加索南部地区数量最多。这种单纯的纹饰与对顶三角形动物和人像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仔细研究。另外，对顶三角形图像在进入新疆之前，其所属的经济生活方式是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而进入新疆，尤其是到了甘肃之后，经济形态有所变化，不论辛店文化还是沙井文化，其经济生活均是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对顶三角形图像的传播见证了农业向畜牧业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发生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在新疆地区，而关于转变的具体原因、时间和机制均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年第1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欢迎个人转载，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