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民族主义

文：ParthaChatterjee帕沙·查特吉

译：杜可柯校：陈义华

*根据年11月在埃姆赫斯特“重访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图为年万隆会议现场

回望万隆

为了把今日民族主义的问题放入历史语境下讨论，我想先回顾一下代表全球反殖民民族主义历史顶点的事件。年，印尼总统艾哈迈德·苏加诺在万隆亚非会议开幕式上发言道：“经常有人说‘殖民主义已死’。千万别信以为真，也别觉得安慰。我告诉你们，殖民主义根本没死。”他接着说：

我恳求在座各位，不要按我们印度尼西亚人民以及其他亚非兄弟对殖民主义的经典理解来看待这个问题。殖民主义已经换上现代的新装，以国内一小部分异质群体在经济、智力和身体上实施控制为形态展开。这个敌人手段老辣，意志坚定，而且拥有多重伪装。它不会轻易放弃到手的战利品。殖民主义无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态出现，都是邪恶的，必须从地球上铲除。[1]

这些话在今天仍然具有真实性吗？对如今这个世界，我们还能做如此批判吗？我认为能，尽管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这个判断现在依然有效。下面我将迅速回顾一下万隆会议上谈到的几个话题，当时的与会者里包括亚非地区的不少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胡志明、夸梅·恩克鲁玛、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等。我们不要忘了，年非洲大部分国家仍处于英、法、葡的殖民统治下。我们应该以此为背景来判断万隆会议上的发言哪部分在今天仍有意义，而哪部分已属于历史文献。

经济层面上，万隆会议强调亚非各国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发展”在50年前当然是个非常流行的概念。从大会决议可以看出，大部分亚非国家都认为自己是原材料出口国，工业产品进口国。大会讨论了是否有可能采取集体行动，稳定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如今，至少在亚洲地区，情况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尽管很多国家经济结构中，农业仍然占很大比重，而且存在大量贫困人口，但经济支柱已经转向快速增长的现代工业制造业，这些行业基本按资本主义模式运行，在产品和技术上具有极大多样性。制造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现代金融、教育和其他第三产业的成长。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样，亚洲经济近年的增长伴随着原材料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大规模分离，即大卫·哈维（DavidHarvey）所说的“掠夺式积累”。[2]但是必须强调一点，这一转变在亚洲各个国家都有发生，不光是中国和印度，还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具体媒介就是亚洲各后殖民民族国家积极、直接的系统化干涉及其政治领导。

过去半个世纪，亚洲和非洲走上了两条迥异的历史道路，经济就是其中一种表现。如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大众媒体上已然成为贫困的代名词，宛如全世界良心上的一个污点，不断提醒人们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绝对的赤贫。这里也成了民族国家失败的例证，非洲新生的民族国家未能兑现建国时所作的承诺。现在，非洲的呼声变成要求世界其他地区为其提供本应由民族国家实现的一切。正如阿契里·莫贝姆毕（AchilleMbembe）强调的：“在西方对‘缺席’、‘匮乏’、‘非存在’，身份与差异，否定性——总而言之就是‘一无所有，微不足道’的迷恋和循环话语当中，非洲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成为典型中的典型。”[3]值得重视的另一个方面是，50年前万隆会议的主要与会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现在却经常受到邀请，出席世界最强经济体的峰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今日世界和年相比差异多么明显。如今，再没人谈起亚非经济共同体了。

政治方面，大会主要讨论了人权问题。今天重读这些讨论记录特别有意思，因为它让我们看到，有关人权问题的论辩框架和语境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年，万隆大会与会者对于目前世界人权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丝毫疑问：对人权事业造成阻碍的是持续存在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在全球范围内侵犯人权的主要是以欧洲民主国家（西班牙、葡萄牙除外，当时两国正分别处在弗朗哥和萨拉查的独裁统治下）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国家。维护人权的手段也毋庸置疑：秉持民族自决原则。这一原则受到了联合国的肯定和尊崇。聚集在万隆的各国领导人宣称，联合国宪章及宣言创造了一个“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应遵循的共同标准。”[4]据此，大会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呼吁结束非洲的种族隔离与歧视。大会也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请求联合国接纳日本、锡兰、尼泊尔、约旦、利比亚、老挝、柬埔寨以及统一后的越南为其内部成员。

除此以外，万隆会议重申了推动世界和平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上述原则的补充，大会强调，各国有权采取单独或联合行动维护本国主权，但同时提醒这种联合行动绝不能为某些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就像苏加诺总统所说的，参加万隆会议的领导人们认为他们能够“为国际事务注入理性的声音”。

回顾起来，那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近20年，民族国家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各国通用的标准形式。这一标准得到人民和民族自决原则的明确支持。该标准未能全面实现的东西被当作一项需要克服的缺陷。于是该标准成为亚非各国人民奋斗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在道德上完全具备合法性。同样，它也为辨别敌人提供了依据：敌人就是殖民主义，种族优越论以及老牌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幻想。

我们也能很轻易把万隆会议所表达的态度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联系到一起。从19世纪“工人没有祖国”的宣言开始，马克主义者到20世纪初就承认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是一种历史驱动力。第三国际内部通过讨论（参与者包括列宁、罗莎·卢森堡、M.N.罗伊、斯大林等），在“坏的民族主义”与“好的民族主义”之间做出了广泛区分。前者主要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滋生民族沙文主义，引发帝国主义战争和破坏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罪魁祸首；后者主要适用于亚非地区各殖民地国家，借此民族资产阶级能与工农阶层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尽管很多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并非共产党员，在20世纪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中仍然可以经常听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说法。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也提醒身在今天的我们：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里的意义与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密不可分。我们必须把这两个话题放到一起考察。

后民族国家时代？

今天，到底哪些地方不同了呢？在少数几个地区，“民族解放”至今仍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政治斗争目标。这里面最令人头疼也最有充分理由的也许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但巴勒斯坦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国家？这并不是由于民族自决原则很难运用于他们的处境，而是因为每一条可能的解决途径都被在该地区拥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其他大国切断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勒斯坦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但喀什米尔问题也悬而未决达60年之久。还有库尔德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合法性也因为殖民历史的特殊原因而长期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足够认识。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经常因为“民族”问题爆发战争和流血冲突。这些不同身份及要求在几十年内都被成功封闭于一个封建、独裁、复杂的社会主义政府结构以内。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后，封闭的容器随之四分五裂。但所有这些未得到申张的民族自决要求之实际案例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旧时秩序的残留。这种秩序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主流，而民族国家则是其中的普遍化标准范式。

据称，新秩序将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尝试在保留民族国家取得的成绩同时，克服其惯有的灾难性弱点。此类观点来自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目前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连贯的理论阐述和实证体系，因此，对这种新秩序我们还不能给出明确定义。但其中部分论述来自欧洲非常德高望重的思想家和学者。下面我将根据自己的认识，尝试分析此类论证的一些重要特征。

首先，目前的一个普遍共识是：20世纪最后20年内，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现象最常见的名字就是全球化。表面看去，所谓全球化，就是指国际贸易额和资本流动量剧增，跨国界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图像和信息借助新的通讯技术得以广泛传播。当然，也有人指出，就贸易、资本输出和移民潮而言，一战之前的20年就已经出现了差不多同等程度的全球化趋势。但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是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经济结构日趋巩固的时期，由此诞生了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全球经济活动网络。因此，与20世纪中期相比，上世纪末最后20年的变化的确非常剧烈。

然而，那些对全球化有过更深入了解的人指出，20世纪最后20年最大的变化在于出现了新的、更灵活的生产和积累模式，同时国际金融市场迅速扩张。一方面，通讯技术的发展为生产管理创新铺平了道路。现在，生产流程中的不同组成部分能够脱离集中化大工厂，转移到更小、通常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生产与服务单元，有时甚至可以在非正规的家庭作坊里完成。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投资股票、证券、外汇的资本量剧增。两者汇合为一种根本上的经济推动力，使得民族国家自给自足的旧有模式逐步演进为对各国民族经济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全球生产网络。这就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制造业在对西方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出口额增长的带动下开始迅速发展，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努力想从全球金融投机以及国内无组织、无活力的工人阶级身上获取利润。

在全球资本主义新秩序的背景下，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提出，如果不能完全取消，至少也应该改变于20世纪中叶成为规范模式的国家主权结构。若干长期敌对的欧洲国家成功地融入一个欧盟组织，这样的经验使上述提议显得更加有说服力。目前在欧洲内部，跨国贸易、旅行和工作人员流动基本已不受任何单个国家控制。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在法律、行政、税收以及司法体系等多个层面均受到限制。欧元也成为很多欧洲国家的通用货币。更重要的是，有人指出，上层主权控制的松动促进了民族国家权力向底层下行。比如，在英国，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有了自己的议会，同样的事实放到30年前就会被视为对国家主权的极大威胁。

变化不仅体现在主权层面；新的后民族主义理论家还认为，公民的概念也正在经历巨大变化。过去我们认为，民族国家是公民真正意义上的依托，是公民权利的惟一保障，同时也是他应效忠的惟一合法对象。这种看法正在迅速改变，而且在上述理论家看来，变化速度还应更快。如果我们把公民概念从民族国家的惟一领域抽离出来，分散到不同类型的政治关系里，那么我们在处理移民权利、少数族裔权利、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以及个人自由等问题时就能找到更民主、更有效的方法。种族隔离、恐怖主义行动和内战都将变得毫无必要。正是秉持着这种精神，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才会谈到“后民族群集”（postnationalconstellation），戴维·赫尔德（DavidHeld）和丹尼埃尔·阿奇布（DanieleArchibugi）才会论及“世界民主”（cosmopolitandemocracy）。[5]

今日之帝国

反殖民民族主义斗争于20世纪下半叶取得胜利，原殖民地独立，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已改变它们的全球政治战略。对外国的经济和战略控制从过去的征服与占领变成借助外交影响、经济激励和协议条约施加的非正式压力。对19世纪帝国主义话语中的论题之一——直接统治还是间接控制，答案显然已经倒向后者。

20世纪末的全球化趋势是否改变了该选项成立的条件呢？年代赞颂全球化的文章指出，随着民族政府设立的贸易壁垒消融，随着国与国之间人员流动性增加以及全球信息传播对文化造成的影响日益扩大，世界各国人民必然对民主形态的政府和社会生活中更重要的民主价值产生普遍向往。自由市场应该能够促进“自由社会”的发展。因此，人们认为，作为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延伸，尽管各国经济、军事力量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仍然应该尊重不同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独立自主权，这种尊重正是建立在每个人都致力于资本、商品、人员和理念的自由流通之前提上。而殖民地和帝国显然是全球化世界这一自由主义理想的反命题。

然而，年代有关全球化的文章还有另一条重要论述，那就是：在新的全球图景下，国际社会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使用自己的权力，保护那些仍处于独裁专制统治下的人民的权利，并推广民主价值。国家主权独立原则不应为独裁国家提供任何绝对的庇护。当然，国际社会要采取行动必须通过合法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这就意味着联合行动必须以民主方式取得世界各国（或至少多数国家）的同意，因此国际社会为保护人权或阻止暴力和压迫而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就不具备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性质。

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中的这两个论点间隐含着一个矛盾。从一个极端来看，我们可以说，国际事务的民主表决规定意味着各国主权不容侵犯，除非国际社会对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达成一致意见；任何未取得各国同意的行为都有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嫌疑。但从另一个极端来看，全球化也已经让国家主权变成一个过时的概念。国际维和要求建立一个没有主权中心的帝国：一个代表全球主权的虚拟帝国。战争将不复存在，只有监管行动。这就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的观点，虽然阐述得相当精彩，但能否令人信服就不得而知。[6]

我并不认为，新的全球化生产、流通和文化交流网络能够如哈特与奈格里所说，为无边界、无中心的世界帝国诞生创造可能性条件。我从年代起就不相信这种观点。那时正逢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后来的科索沃战争，所谓国际社会对通过武力干涉来行使国际法和保护人权还一度达成了相当高度的共识。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这种观点就彻底失去了说服力。虽然打着所谓国际反恐战争的旗号，但布什政府及其同盟国的政策似乎为保证国家安全和获取国家利益的老一套（帝国主义）做法提供了完美的例证。而大部分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抵抗，无论是外交斡旋还是武力抗拒，也不管来自哪个意识形态阵营，都遵循捍卫民族国家主权独立的旧有逻辑。那么，必须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到底应该怎样理解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的关系？54年前万隆会议宣布国家与帝国不可共存，那么时至今日，这一评判是否依然成立？

帝国内在于现代国家中

我想对“帝国”提出一种广泛定义，不将其局限在对外国领土的占领和统治上，从而能够准确地抓住目前新型控制形式的主要特点。这种控制往往并非直接或正式的控制，而且在近年来变得尤为普遍。我认为，帝国主义特权在于宣布“殖民主义例外”的权力。

对现代帝国进行思考的观念体制诞生于19世纪，主要由英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杰瑞米·边沁（JeremyBentham）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StuartMill）等人提出，他们认为，根据某些共同的标准，所有的政府都具有可比性。所有社会的法律和政府都可以做到规范化。这个规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实证层面的平均水平（比如参数标准），第二层，社会可期望标准（就规范性而言）。我们可以按照一个实证的全球规范体系，根据一国超出或低于全球标准的程度，给每个国家打分，这些共同标准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婴儿夭折率或妇女脱盲人数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比照全球可期望标准对每个国家进行评估，这一标准由最发达国家根据选出的指标确立。实证与规范领域间的对比为政策干预打开了大门。比如按婴儿夭折率，一个国家实证层面成绩不好，可能是因为早婚现象普遍或父母拒绝给小孩打疫苗。对于此类文化上的原因，政策干预可能意即国家出台法律，提高适婚年龄或在新生婴儿中大力普及疫苗种植，如有必要，政府管控将取代民间习俗或宗教习惯。这就意味着，把之前认为普遍可取的治理标准悬置起来。换句话说，政策干预要求在普遍规则下宣布一种“殖民例外”原则。关于这种例外，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最著名的宣言来自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他向世人展示了代议制政府作为最佳政府形式如何切实可行，但同时也带有限制性条件，即：对于像爱尔兰、印度这样的附属国，代议制并不适用，按当时的情况看，最好还是由宗主国负责管理。[7]

在规范化框架下宣布一个例外，紧接着的工作就是教化和指导。帝国必须教育、管理、训练殖民地国家，以帮助它们赶上普遍标准。历史上，帝国的教化只有两种形式：暴力的教化和文化的教化。殖民地要么受武力强制管控，要么必须接受文化教育（所谓“开化”）。现代帝国的历史基本上是由这两种教化手段交替结合而成，不同时期强度不等。我们发现，在去殖民化时代以及万隆会议已过去多时的今天，这两种形式依然存在。

主权民族国家间的形式平等构成了如今国际实践活动的规范性基础。但对共同比较标准的使用已经使该规范的两层含义成为处理国际事务期间全球通行的普遍常识。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项指标上的互相对比已成常态，这不仅表现在专家话语上，也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的公共讨论中。但是，正如在现代国家中，收入不平等本身并不构成对平等公民权的违反，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本身也不能被当做一国对另一国进行帝国主义控制的证据。因此，一个国家某项或某几项经济、社会实证指标超出或低于平均／正常水平并不能表明该国的主权究竟受到他国的侵犯还是尊重。只有当实证和规范领域挂钩以后，对主权国家的权力运作才正式开始。这时，实证层面的偏差成为判断依据，用来悬置各主权国家形式平等的规范关系标准，并以此宣布某国情况特殊，应被归入例外的情况。

当然，意味深长的是，19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成为每个羽翼已丰或跃跃欲试的西方大国明确追求的目标，而自由主义的道德学说变得不再受人欢迎，而“现实政治”的论述开始主导外交以及殖民政策。但现实主义政策也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即便只是宣称帝国主义介入和占领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宗主国整体的福祉。因此，19世纪末出现对帝国的系统化批判也就不足为奇，这些批评意见的观点是：对外扩张政策实际上只为封建贵族、资本家制造商或金融寡头等部分阶层服务，根本就不是出于对大众的考虑。

马克思主义帝国与民族理论

19世纪后期帝国公开宣称的行动理由和其背后“真实”动机间的差距吸引了很多人去研究考察究竟是什么潜藏的经济和社会内在结构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8]。毋庸置疑，在这个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一个非常醒目的独特派别。

众所周知，该派论述始自约翰·霍布森（JohnHobson）。霍布森是一名记者，也是相当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年提出，英国殖民地突然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国内市场达到饱和，面对这种情况，金融产业在海外的投资越来越多。巨大的利益只掌握在少数英国资本家手里，而广大工人却没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前者导致“过度储蓄”，后者导致“消费不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融权贵开始寻找资本投资的新领地[9]。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RudolphHilferding）称，垄断企业、卡特尔这类金融资本取得主导地位是资本主义必经的新阶段。金融资本与自由贸易相对，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为国内市场提供保护，同时大力寻找殖民地市场，进行资本输出和垄断贸易。[10]

年，罗莎·卢森堡也论述了消费不足如何导致了国内市场利润下降的问题，但并没有将其与垄断金融资本的特定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相反，她的观点是，按照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模式的分析，这一切都内在于资本主义本身。资本家手里“未实现的剩余价值”只有通过遥控资本，把生产资料投入更多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才能变成有成效的投资。因此，不仅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就连在其成熟期，资本也需要不断渗入非资本主义地区的生产单元。对殖民地的竞逐其实也处于持续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当中。[11]

年，列宁写道，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合流催生了新的金融寡头，将发达经济体带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眼下，国际垄断组织主要出口的是资本，而不是商品。对殖民地的侵占业已完成，现在帝国主义内部正在进行的是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对世界的重新划分。当然，大家都知道，列宁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阶级斗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到一起。正统马克思主义观念认为，民族运动本身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此不值得给予支持，列宁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宣布苏联共和国以及共产国际都坚定地站在殖民地反帝斗争这边。[12]

作为对帝国主义这一特定阶段的具体解释，该派论述中有不少地方颇具说服力。英国在南非的殖民政策受到银行家以及矿业利益驱使，这一点众所周知。当时，大银行在主导德国产业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组织内占据关键地位，这同样是个新现象，尽管该现象在英法两国都未具同等规模。另一个明确的事实是，欧洲主要经济体的资本输出额迅速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本并不一定都流向了新殖民地。例如，年，英国输出资本中75％流向了美国、加拿大、拉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只有10％进入印度和南非。法国输出资本基本上都流向了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只有9％进入殖民地。德国输出资本中，13％流入殖民地，其他则去了别的地方。[13]另一方面，强调垄断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间存在必然联系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瑞士或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欧洲国家虽然具有同样的公司结构，也大量出口资本，但却似乎没有占领殖民地的需要。

20世纪后半叶，殖民帝国纷纷走向终结，这时候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家指出，尽管我们从形式上告别了帝国时代，但现实中又出现了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14]其主要特征是，第一世界的发达工业生产国与第三世界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形成了某种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后者成为初级农业产品和矿产原料的供应方。[15]

这种观点里较有影响力的那部分继承了希法亭—列宁的主题，集中讨论了产业和金融资本的垄断公司形式，尤其在美国，这种资本与政府资助的国防和空间研究行业也有很深的联系。保罗·贝恩（Paul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指出，在新的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不仅通过国内经济中政府机构的介入行动，保证垄断资本能够持续积累，同时还借助适当的外交手段，确保国外市场和原料来源（特别是石油）能够不断扩张。[16]汤姆·坎普（TomKemp）和哈里·马格多夫（HarryMagdoff）强调垄断公司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对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政府为了扩张跨国公司在不发达地区的利益，往往采取非正式的外交手段以及（如有可能或必要）威胁或武力。[17]过去30年，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不依不饶地记录了跨国集团与政治精英间的这种连体关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18]除此以外，该观点还特别强调了位于中心的发达工业国家与处于全球边缘的原材料供应国之间的结构性依附关系导致并维持了拉美、非洲和亚洲各国的不发达状态。在这方面，也许安德鲁·冈德·弗兰克（AndréGunderFrank）的论述最为著名，萨米尔·阿明（SamirAmin）对其进行了一个有趣的补充。他认为，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引入了资本主义制造业，但这种边缘化资本主义狭窄的专业分工只不过加剧了不发达地区对宗主国经济体的结构性依赖。[19]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这类理论都没有考虑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其卫星国之间，或者应该说是俄罗斯与其他苏维埃联盟成员国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后者至少从宪法理论来讲，都是拥有自决权利的独立国家，随时有权选择脱离苏维埃联盟。20世纪70年代，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启发，理论界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苏联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其典型形式也是国家垄断，因此有“社会—帝国主义”的嫌疑。[20]

今日之帝国与国家

资本主义秩序在其发展史上，每次遇到危机，都能靠自我调整和自身改造脱离危险。这次也是一样。上述在六七十年代颇为盛行的帝国主义理论又因为资本主义系统本身的灵活应变能力而再度销声匿迹。的确，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外贸、产权、合同法等多个关键领域动摇了国家主权的权威，同时催生了各类管理技术。这些领域面临统一规范和管理程序的巨大压力，当然，整个过程由经济大国通过新的国际经济组织进行监督。同样明白无误的事实是，由于各国经济借由大量对外贸易和金融市场互相交织在一起，单个经济体的表现以及单个国家政府的政策就会引起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