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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生我时的年龄都是四十三岁。在生我之前，母亲生了八胎，活了五个。一九四九年七月，黎明前的最黑暗的时期，兵荒马乱的。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而我们这样的百姓家生活朝不虑夕。我家真正是穷家小户，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五个孩子只有大哥算是成人，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已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再添一张吃饭的嘴，怎么受得了？已过不惑之年的父母是不欢迎我的到来的：这个小孽障，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处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到我们家里来？父母决定把我这个孽障除掉。父亲为母亲准备了一些中草药，但是无论这些药是饮用还是系在腰间，始终都不见效。也许是我的生命力太顽强了，父母使尽全身解数也没能除掉我。父亲可还是小镇上颇有名气的郎中，为什么对付不了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胎儿？终于，不受欢迎的我硬是降临到这个世上。儿的生日，母的苦日。按夏历计算，我是六月初七降生的，那天的天气一定很热，母亲育我、生我时一定受了很多苦。茅草屋内，又低矮又潮湿，炎天暑热，蚊虫肆虐。我们家连煤油灯都点不起，点的是秦汉时代就有了的如豆"扁灯"，一把破蒲葵扇就是最好的消暑工具。母亲的营养品就更不用说，能有吃的就是抽到上上签了。在那样炎热难耐的日子里，又是那样简陋的生活条件，母亲一定是用全部心血来养育她曾想除掉的孽障的。命运安排这个家伙来到我家，就是一只小猫小狗也要好好待他，何况还是一个小生命呢！父亲叫邓河湘，他们姊妹三人，他是老大，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都叫父亲"伯伯"，管他的弟弟叫二爹、妹妹叫小爹。我对父亲的记忆太少，幼年的记忆太渺茫，渺茫得象天上遥远的星云。我只恍恍惚惚记得有极少与他有关的事。记得有一次，我骑在父亲肩上外出。去的地方是耀远大爹的饼铺。当街一个长柜台，上面排列着圆圆的烧饼。当时我穿着一件长棉袄，不哭也不闹，也不吵着要吃的，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条矮板凳上。听到在场的人夸我听话，父亲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这个记忆不知为什么如此清晰，近五十年来从没忘记。以至于我每次回小镇经过那间模样依旧的古老房子，我都要心情激动起来，想起当时父亲和我在那时的情形。再有一次，是父亲牵着我去到一个小诊所里，与人谈论什么，好象是讲父亲上班的事。那天父亲十分兴奋，说好过几天就去上班。很可能就在这以后不久，父亲突然病逝。那天，父亲一动不动，任由他人扶着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理发。父亲似乎很安祥地闭着眼，偏着头，任人掺扶，随人摆布。那时候我还没有死亡的概念，只是奇怪伯伯为什么要由人扶着理发。按小镇上的风俗，为死人理了发的剃刀是要扔掉的。所以，一理完发，理发师傅就要把剃刀拿出去扔掉。我一见明晃晃的剃刀就这样扔掉多可惜，于是，不晓事的我吵着要那把剃刀。家人火了，要打我。在我的哭闹中，剃刀还是扔到外面我不知的地方。长大以后，家里哥姐还告诉我，伯伯去世后，遗体停放在家中。吃饭时，一看伯伯没到，我就去喊他。静卧在地的伯伯自然没有回音，我转来告诉家人；伯伯睡在那里不理我！由于我当时没有死亡的概念，没有对于死亡的恐惧，没有亲人永远离去的悲哀。这是多么揪心的疼痛，童心在死神面前是多么的单纯和无助！父亲去世时年仅四十六岁，正当年富力强。父亲过早去世，使我们家失去了顶梁柱，本来就是一贫如洗的家庭更是屋漏船迟。老天爷太残忍，不公平，过早地把丧父之痛降落在一个穷家幼童身上，刚刚三岁的小孩就品尝到人生的三大苦难之一--幼年丧父。父爱，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可是于我却是很早就失去了。缺少了父爱的保护，我变得怯弱内向，敏感自卑，让我在人面前低眉顺眼的，不敢抬头。这种自卑一直延续到我的成年。打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一个字可以概括：穷。首先是没有住的地方。我出生的地方就是一个茅草棚，还是租来的。茅草棚南面靠人家的山墙壁，其他三面用高粱桔，缠上稻草，裹上泥巴，三面一夹也就成了墙，同样是高粱桔编的门朝西。后来，又先后辗转搬了八九次家，小镇的上街、下街，正街、背街，都住遍了，全是租住人家的房子。好多次好多次，我们都为不能按时交租金而发愁。穷还表现在家用上。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柜子上镶嵌铜饰的地方变成了崭新的金黄色。我还以为是换上了新的，仔细看上去，才知道那是取走铜饰后木板的原色。原来是迫于生计，母亲把铜饰取下用去换了吃的。缺少家用，也就缺吃少穿。大米吃不起，就吃便宜的红薯。我们住的邻居有个女孩叫春儿，她人比我大，但脑筋中少根弦。她看到我津津有味地吃着红薯，就提出要用她碗中的米饭换我的红薯。我正被难吃的红薯噎得翻白眼呢，听她这么一说，正是求之不得。红薯换米饭，我终于吃到了心仪已久的白米饭。可是春儿回到家中挨了打。听到她的哭声，我吃米饭的兴奋劲全没了，对弱智的春儿充满了同情。据哥姐讲，原来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父亲。伯伯略懂医道，由于没有资金，开不起药铺，只能给人看看小病小灾，诸如痈疖、疱疮之类。对于此类疾病，父亲似乎胸有成竹，往往是手到病除。父亲过世后，留下了一些石印医书，上面画着奇形怪状的人体图。幼小的我曾把书找出来乱翻一气，完全看不懂。后来，这些书都当废品给卖掉了。从哥姐们的讲述中，我知道了家中的一些大致情况。父母亲养育有九个子女，有三个夭折。父亲是个读书人，略知诗书，这从他给我们取名就可知道。哥哥姐姐名字中有"麒麟"、"凤凰"，可见他对子女寄有多么厚重的希望。父亲为人忠厚，又没有什么家产，一家八口只有他一人挣钱养家糊口，家境的困窘可想而知。母亲是纯粹的家庭妇女，全家的生活重担完全落在父亲身上。父亲没有固定的职业，也就没有固定的收入，要养活我们姊妹六人十分不易。有时弄得一点小钱了，父亲就高兴地买回生活用品，全家老小也兴高采烈。有时，连续几天找不到事做，全家就会陷入饥饿的恐慌。哥姐们告诉我，说是有一年要过春节了，家中已是停火断炊，一个个愁眉苦脸，毫无节日气象。父亲外出还没回来，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大家眼巴巴的盼望中，父亲终于回来了，长衣衫兜着的是大米等物。原来，父亲去到镇上一家富人家，也是邓姓，为人慈善，知道我家穷困，给了我家一点过年物品。为了改变家中的穷困境遇，父亲也曾奋斗过。但时运不济，往往以失败告终。他贩卖过小菜，连天的阴雨让卖不出去的小菜全烂掉了；他从几十里外的地方贩回一担油。油桶呈圆锥形，刚挑到家，一只油桶的底就掉了，满满一桶油全漏在了地上。情急中的父亲无可奈何，只是用头连连撞墙。父亲的遭遇，实在是很不幸的。等我长大以后，看到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从一生穷困潦倒、饱受欺凌的孔乙己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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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时，只有大哥已成家，三哥不满十岁，二姐也才十二岁吧，都是未成年人。家中的生活重担就全落在母亲身上。母亲娘家就在小镇附近农村，也是一个穷家小户。她一字不识，连名字也没有。她出生于丙午年，小名就叫"丙姑"，比她年幼的就称她"丙姐"。嫁到了邓家，就称之为"邓王氏"。解放后进行人口登记，没名字怎么行？于是，登记的人弄清母亲娘家姓王，属圣字辈，于是就自作主张给她取了个名字：王圣新。尽管母亲对于我的出世无可奈何，但她对我还是无比疼爱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对我的疼爱又多了几分。记得我四五岁时，颈脖上还戴着一个银项链（俗你狗圈）。戴项链是家乡的风俗，其寓意是用圈把孩子套住，免得小命被凶神恶煞给夺走。可见母亲还是很看重我的：一个孩子既然来到了世上，那就让他好好活着吧。家中不宽裕，我自小就缺乏营养，为了我长得好一点，母亲让我吃了很长时间的奶。有这样一幅画面长久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炎天暑热时，母亲外出回家来了，我终于盼到了救星，慌不迭地要吃奶。母亲笑着把我挡住，要我去找扇子。我飞快地跑到里屋找来蒲葵扇，递到母亲手中。母亲便坐在椅子上，边摇扇子边解开衣襟。我则如饥似渴地扑进母亲怀中，十分惬意的吮吸起母亲的乳汁。母亲一生勤劳，特能勤俭持家。小时候母亲带我去乡下舅舅家，她总是要提上一个竹篮。一路上，见到一根草，一根树枝，母亲都要捡到篮子里。母亲说，捡到篮子里的都是柴。说来也奇怪，出门时母亲提的是空篮子，可转回到家中，往往是满满一篮子柴。打我记事起，我就没见母亲穿过一件新衣服。母亲的衣裳总是补补丁摞补丁，但母亲穿着干净的补丁衣裳，总是显得很整洁，让人看了很舒服。母亲坚强、善良、忍耐、能干，但要这样一个毫无挣钱本事的家庭妇女独自挑起家庭重担，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不公平的，可以说是十分残忍的。面对嗷嗷待哺的我们，母亲唯一的选择就是把我们"接"给别人，也就是过继给他人。这样，二姐、三哥和我都曾接出过，三哥曾去过三户人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无论人家对我们怎么样好，我们最后都是回到了自己的穷家中。把自己生养的亲骨肉送给他人，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多大的痛楚!这是万般无奈的下策，也是让子女免遭饥饿寒冷的上策。起先，母亲想把我们过继给亲戚，认为亲戚总比外人好一点。于是，二姐过继给了乡下的小姨。母亲则想把我过继给二叔，因为二叔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并且二叔的家境比我们要好得多。还有二叔的妻子，也就是我的二婶又非常喜欢我，到了他们家我决不会受委屈。不料二叔给母亲的回答很干脆：我不帮你家养儿子!于是母亲只好另想出路。我的过继对象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的。去的人家在小镇对河北边的农村，那家人也姓邓，主人与父亲同辈，说好了到他家后连名字都不用改。事前的商量我自然不知道，只是好象记得那几天镇上一个酒糟鼻子的钓鱼老汉频频到我们家，多次与母亲商讨什么。有一天早上，母亲为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说是带我去走人家。走人家，就是去走亲戚，肯定会有好吃的。五岁左右的孩子总是无忧无虑的，我十分高兴地随母亲出门。出了小镇，从石墩木板桥上过了河，我们一行三人向西北方向走去。一路上，我蹦蹦跳跳，心里想着好吃的东西，好不高兴。走着走着，我看见不远处有一只鸟在田垅上蹦蹦跳跳。我要去抓，母亲说你去抓它就会飞，抓不住的。看那小鸟欢快地蹦来蹦去，尾巴还一翘一翘的，丝毫没有飞走的迹象，我执拗地要去抓，索性赖在那不走了。要在平时，母亲一定会呵斥我，这一次，不知她怎么这样有耐性，听任我去抓小鸟。尽管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鸟儿还是飞走了。眼巴巴地看着鸟儿扑楞楞地飞走，我的心也随小鸟飞向了远方。大约走了四五里，终于来到一个我从未到过的陌生地方。一栋建在高台子的房子，我也搞不清楚有多少间。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我浑身不自在。那家的女主人的年龄似乎与母亲不相上下，对我十分和蔼。但我并不领她的情，只是一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旁。母亲要我喊她妈妈，我怎么也不肯。到了晚上，要洗澡了，女主人要给我洗澡，我不让，只好由母亲给我洗。为了不让我感到寂寞，女主人还专门找来村子里的一个孩子来陪我，那个男孩子比我高大许多，巴结我似的与我交谈，还给我抓来很多闪闪发亮的萤火虫，用火柴盒满满装了一盒。这下我着实高兴了，把萤火虫宝贝似的揣在怀中。要睡觉了，同样，我怎么也不肯和别人睡，母亲也无可奈何，只好和我一起睡下。我不管天气多热，下意识地紧紧地搂着母亲，生怕母亲走了。小孩子的睡眠出奇地好，一旦睡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第二天一早醒来，我伸手一摸，坏了，母亲不在身边!我一骨碌爬起来，鞋子也没穿，哭喊着撒腿就往外跑。乡关何处？姆妈在哪？我不知道。来路是完全不记得的。出了门，我毫无目标地乱窜，一不小心失足踩到水田里，把裤脚也给弄湿了。在田里干活的女主人发现了我，没有呵斥我，更没打骂我，而是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回到她的家中，为我换上了干净衣服。后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对于男主人我也是毫无印象。浑浑噩噩地过了一段日子，我又由二姐把我从乡下接回家中。接给别人行不通，母亲又带着我去到二十多里外的小姨家。母亲的打算是帮她妹妹做事。顺便把我的吃饭问题解决。去到了小姨家，母亲开始了辛勤的劳作。小姨家的生活虽然比我们家要好一点，但也强不了多少，勉强度日而已。母亲在小姨家干农活非常辛苦。常常是我早上醒来母亲不在身边，晚上我睡下时母亲也不知道在何处。她什么时候上工，什么时候收工我都不知道。农忙季节过去了，活儿干完了，母亲只得又回老家。在这以后，为了谋生，我们可怜的母亲，曾经靠双手给人洗衣服挣钱。就是将上班青年所有换下来的衣服洗净，每月一块钱，还得自己买肥皂，实际收入不到一元钱。冬天冷水刺骨，母亲就趁做饭时在灶膛内放上一块比拳头大的鹅卵石，再把烧热的卵石取出放在洗衣盆里把冷水温热。衣服洗干净后要到镇旁小河里去多次清洗。冬天河水冰冷刺骨，母亲两手冻得通红，几乎年年都长冻疮。衣服清洗晾干后，还要仔仔细细叠好，等着他人来取。如此艰辛，如此痛苦，母亲无怨无悔。当时的大米八分三一斤，挣一钱可以买十二斤大米，在母亲看来这还是很合算的。后来，母亲还一个人开起了茶馆。说是茶馆，其实很简陋。我们租的房子本来就不大，也就不过20平米吧，呈长方形。其中四分之三用作了卧室和厨房，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地方放茶桌。地方小的可怜，茶桌好像就两张吧，这也许这是世上最不起眼、最简陋的茶馆了。幸而小镇太小，茶客不多，地方小也就无所谓了。茶馆生意十分清淡，母亲还顺带着卖草鞋。即使这样，赚的钱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带着三哥和我，一家三口总是朝不虑夕。我人小，干不了别的，我的任务就是坐在一堆草鞋旁看着，有人来买，三分钱一双。就这样，辛勤劳动再加上省吃俭用，我们到年底居然赚了一点点钱，母亲还给我做了一件灰色的长棉袄，穿在身上格外暖和。过年时，我们还吃上了以前从未吃过的瘦肉丸子。同时，我还记得，也就是那一年过年，我们吃上了名为"白果"和"金果条"的糕点。这些糕点在当时是最普通不过的，但对我来说，却是平生第一次吃到的美味佳肴。由于家穷，吃不饱饭是经常的事。所以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饿肚子。小镇上的小吃很多，金黄的油条，香甜的油香，膨松的发糕……五花八门，香气四溢。有钱人家每天早上就会阖家外出上馆子，要不把早点买回家吃。这样的神气我们是没有的，就是间或买一根油条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奢望。家里生活不均匀，我也因此落下胃痛的病根，刚上一年级时就出现过便血。只是那时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来的钱看病！大病小病都是敷衍了事。记得我的左胳肢窝长了一个痈疽，俗称疱，刚开始没注意，后来越长越大，有了一个比鸭蛋还大的砣，左胳膊好象用棍子撑着。里面灌脓了，疼得我睡不好觉，晚上直哼哼到天亮。母亲没办法，医院治疗，只好找来一个远房侄子为我治理。那位远房哥哥知道我不好对付，就找来两人把我的手脚按住，然后用一根皂荚树刺把痈疽刺破，用手把里面的脓血拼命挤出来。母亲开茶馆也不是容易的事。一个人料理茶馆，还要管我们的生活，真是太为难她了。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有人节外生枝。最让人气愤的是小镇上一个市场管理员的作为。此人姓李，按辈分我们叫他哥哥。此人多次对母亲的茶馆横加干涉，说是没有营业执照，不能营业。一个家庭妇女，哪里知道办什么营业执照？即使知道，又哪来的钱去办营业执照！母亲无可奈何，只好关掉茶馆。当时还有几把扫把没卖完，母亲就把扫把摆在门口继续卖。不料那位姓李的年轻人不依不饶，又怒气冲冲地上门把那几把扫把没收了。母亲跟在他的后面，可怜巴巴地央求他把扫把归还。但那人毫不理睬，头也不回径直走了。对比如今，当时的做法太不够人情。现在对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困家庭，政府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在就业方面还给予多方面的优惠政策。可那时，人们为什么那样无情？以后我上中学了，放假回家后多次在路上碰到那位李姓青年。他总是很和气地向我点头笑。而我总是扭头就走，从不理他。因为一见到他，我就想起母亲弯腰曲背跟在他后面苦苦哀求的情形，气就不打一处来。对我们关心的人也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曾的邮递员。我家的对门是镇上的邮电所，有三五个工作人员。那个曾姓年青人，是个转业军人。他见我喜欢读书认字，就劝说母亲给我订《新少年报》。虽说当时订一份报纸要不了多少钱，一月五分钱吧，但对我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对于他人的好意，母亲只有婉言谢绝。后来，那位曾姓年轻人自己掏钱给我订了一份。母亲一字不识，但却比许多识字的人有远见。家再穷，但孩子不能不读书。我们姊妹六人，人人都进过学堂。不久，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哥姐们一样，母亲也让我进了学堂。每次放学回来，我的第一件事就做作业。碰上雨天没茶客，作业做完了，百无聊奈的我就躺在板凳上，有时便定睛看着屋外的水帘哗哗直下。这时候，仿佛不是水帘在下落，而是我自个儿升腾起来，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奇妙感觉。在校读书，我很用功，成绩也不错。一年级结束，我被评为学习积极分子，领到的奖品是一根墨和一支毛笔，还有一张奖状。当我把奖状、奖品带回家，母亲见了，两眼发亮。从母亲的目光中，我读出了她的欢乐和欣慰。茶馆不开了，家中没有了生活来源，仅靠二哥每月寄一点钱来过生活，还是十分紧张的。以后，又是大跃进，吃食堂，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开始了荒诞岁月。食堂的饭由满足供应到限量供应，为了让米极度膨胀，不知是谁想出了把米饭蒸两次的主意，称之为"双蒸饭"。这种饭的体积是增大了，可营养并未增加，味道变差了，并且十分难吃。不过，这和以后的无饭吃相比简直是天堂享受。再往后，则是饥饿的恐慌在人群中蔓延。大锅饭没得吃的了，每人的粮食供应非常有限。一个月的口粮根本管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往往是时间刚过半，粮食就没了，剩下的时间就靠自己想办法了。当时，我和三哥都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个人差不多要吃两个人的，我们又没有外援，只能靠自己。面对困境，母亲毫无办法。野菜吃过了，水草吃过了，没有胆量去吃许多人吃过的观音土。可是野菜水草没营养，反倒把肚子给撑大了，兄弟俩简直成了永远填不饱肚皮的大肚猪八戒。因为我比三哥小许多，又是最小的，幺儿幺女心肝气，所以母亲很偏袒我。三人的饭，就那么一点点，一个人吃都填不饱肚子。每次都是母亲吃得最少，三哥次之，我吃得最多。每次放学回来，母亲总是把香喷喷的米饭递到我的面前，用忧郁的目光看着我以极快的速度吃完饭。当我放下饭碗，不甘心地四下张望时，母亲就明白自己的小儿并未吃饱，便轻轻地叹口气。母亲碰上不顺心的事，总是十分忍耐。她常常给我讲的故事的中心就是一个人遇事要忍耐，要逆来顺受，忍耐的结果总是大富大贵。一个人要多行善，千万不能作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到头来一定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从小我体质虚弱，性格怯懦，缺乏作恶的起码条件。遗憾的是我从小就是个牛性子，遇事总难忍耐，没有达到母亲所期望的万事忍为上。母亲待人和善，在我与她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从没看到母亲和他人吵架。记得有个湖南人到我们小镇上办事，碰到困难后母亲曾给他帮助，那个小伙子十分感激母亲，母亲因此多了一个干儿子。以后的几年里，干哥哥曾多次来我家看望母亲，给我们家送来大米什么的。母亲极少打骂我们，但她对我们的教育却是很严厉的。有一次，儿子在外闯了祸，母亲恼怒，除了向别人陪礼道歉外，还当着他人家长的面把我臭骂了一顿。人家走后，母亲不再指责我们，只是不住地叹息。由于有三哥在家，家里的体力活基本上由他干。后来三哥由镇上推荐去武汉上航校，下河挑水的事就由我来承担。由于我体弱多病，母亲也很少要我干家务。只是我觉得我是个男子汉，应当挑起家庭的担子。三哥不是砍过湖柴吗，我何不试试？母亲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带着母亲为我准备的饭菜，兴冲冲地出发了。离小镇十多里地有个王家大湖，盛产芦苇（我们称之为湖柴），秋天来临，芦苇枯黄，镇上的小伙子就成群结队前往湖中砍湖柴。挑回来后要么自己家里柴烧，要么变卖成现钱。我兴冲冲随大伙去到湖中，学别人砍湖柴。在微微秋风中，我挑上一担湖柴，踏上了归程。开始，还算能挑得动，走着走着，风越来越大，担子越来越沉，步子越来越重，我越来越走不动了。后面的人纷纷超过我，我渐渐掉队，成了最后一名。犹豫再三，我把担中的湖柴扔掉一些，还是走不动。月亮升起来，早已是万家灯火，我才踉踉跄跄回到家中。母亲没有责怪我，也没有安慰我，只是催我快吃饭。有了这次经历，以后我再要去砍柴，母亲是无论如何不答应。母亲心灵手巧，简陋的家里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们穿的鞋子，都是母亲起早贪黑做成的。在昏暗的扁灯下，首先，母亲细心地剪鞋样，填鞋底，再一针一线地纳鞋底，然后又要整鞋帮，最后把鞋帮上到鞋底上。鞋子穿在脚上，又贴脚又好看。只是刚开始穿很难扯上，刚刚一脚的鞋把脚逼得生疼。穿上几天后，鞋子穿松了一点，就十分舒适了。不象别人的鞋，穿不了几天就松松垮垮的，难看死了。母亲做的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别人的鞋要经穿，一双要顶别人的两三双。母亲做的鞋把我的脚也逼小了，我十岁时还能穿母亲的小脚鞋。到现在，我一米七的个头，却只穿三十九码的鞋，卖鞋的人都很奇怪，笑话我是个小脚男人。母亲做鞋的线也是自己亲手纺出来的。母亲纺出的线，总是又细又均匀，受到左邻右舍的称赞。小镇上，好多妇女都登门向母亲请教纺线和做鞋。一直到现在，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这样的情景：我坐着矮凳子，趴在一张无靠背的椅子上，就着一豆昏黄的灯光写作业，旁边要么是母亲在嗡嗡地纺线，要么是她在一针一线地纳鞋底。那白鹤亮翅的架势，穿针引线的模样，一辈子也不会从我脑海里抹去。母亲还会扎染技术。她在一匹白布上用线扎来扎去的，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待白布染成蓝色，再把扎的线剪开，一匹很平常的白布就神奇地发生了变化。白布变成了蓝底白花布，那白花简直是一模一样，匀称地撒落在蓝布上，就象蓝天上飞舞的雪花，也象绿色草原上撒满的鲜花。可惜的是，母亲的手艺没有传下来，小镇上也无人再有这样的手艺。母亲一辈子极少出远门，好像连四十里以外的县城也没去过。我只记得二哥在茶市供销社上班时，母亲曾去那玩过一段时间。在街河市附近上班的二哥有了女朋友，也在街河市上班。母亲知道了，十分高兴，就带着我专程去看望未过门的二媳妇，还带去了她精心做给二嫂的一双鞋。一路上，小脚的母亲走的比我还快。那天正好是十一前夕，二嫂单位加餐。平常单位加餐，是大家在一起吃饭。但我们去了，二嫂单位领导特意为我们另外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用一张凳子当桌子，让我们三人也过了一个节。吃过饭，我们当天就回家了。来去的路上都要过河，去时一切顺利，回来时却出了一点小问题。我们上岸时，母亲不小心一个趔趄，脑袋好象在船帮上撞了一下。走在前面的我回见母亲用手捂着额头，鲜血从指缝中渗出，禁不住悲从中来，哇的一声哭将起来。母亲则一连声地说：不要紧，不要紧！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我都是班上的尖子生，从未惹母亲生过气。只是我的身体相当差，听课时往往坚持不了，常常听着听着就感到困得没法，不自觉地趴在了桌上。好在成绩一直不错，老师也就原谅了，顶多说我骄傲自大。到了四年级，来了一个王姓老师，教学方法与前面的老师大相径庭，经常性的罚站、留校，没完没了的批评，这是我难以接受的。加上我又十分倔强，你越是批评我越是不听，渐渐地，我成了老师的对立面。母亲知道了我的劣行，十分不满，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很不服气，竟然和母亲当面顶嘴，诉说老师的种种不是。见我如此出言不逊，平时很少动怒的母亲站起来要打我。我一边哭着，一边向外跑去。那天，我没挨打，但母亲的叹息让我好长时间睡不着。好在以后换了老师，到了六年级，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依然是班上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还是班干部和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家穷并不影响我的学习积极性，更不会影响我的学习成绩。小学毕业前，学校开了一次家长会，母亲和我都去了。会上，学校领导介绍了我们的情况，表扬了表现优秀的同学。我得到的表扬最多：学习认真，遵守纪律，成绩优秀……，我听了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散会后，我搀着母亲回家。我们端着小煤油灯，沿着石阶一步步慢慢向下走。途中，有位街坊边走边和母亲拉话。她用羡慕的口吻对母亲说：你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不知道母亲当时心情如何，但我明白，母亲此刻一定很疼爱她的小儿，自豪感会涌上她的心头。她多年来的辛劳、痛苦，都会在此刻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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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参加初考，一切顺利。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上了县一中。母亲知道了这个消息，又喜又忧。她不停地唠叨：这样小，在外面怎么搞得好！连衣服都不会洗！听母亲这样一说，一想，对呀，何不自己先学学？于是，我打来半盆水。把红领巾找来泡上，打上肥皂，使劲的搓起来。洗好了，晾起来！等到晒干了，我收下来一闻，怎么那么浓的肥皂味！咳！知道了，光洗没清！母亲知道了，笑话了我一场。当然，也告诉了我洗衣服的一般方法。要上初中了，我的心中充满兴奋，并不在意母亲目光中的忧虑。由于是第一次出远门，由大哥负责护送。那一天，大哥挑着我的行当--由包装箱改做的木箱和简单行李--走在前面，我甩着双手一步一蹦紧跟。母亲在我们后面，一双小脚蹒跚而行，一直把我们送到小镇头。临别时，母亲流泪了，她不停地用衣袖擦拭眼泪。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见了母亲如此模样，也觉得心中酸酸的，又有一点空荡荡的。呵，母亲，你是担心你的小儿的未来么？不用担心的，一棵草一滴露水，我会成人长大的。尽管我们穷，但我们有志气，小儿不会让您丢脸的。要是我当时晓事，我一定会跑到母亲身边，擦去她眼角的泪水，并用我的心里话去安慰她。但我是太不懂事了，当时一句话也没对母亲说。母亲，您该不会责怪我吧？在新的学校上学刚到一个月，就是十一国庆。依照惯例，十一前夕学校要加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牙祭，吃的菜要比平常好得多。那时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又一个黎明前的黑暗。当时学校的生活很差，饭量不足，油水少，极少有荤菜。菜谱总是中午南瓜冬瓜，下午冬瓜南瓜，吃得人十分倒味口。听说国庆要加餐，大家早就盼着十一早点到来。这一天终于来到，太好了！每人一份粉蒸肉！一到食堂，见到香喷喷的荤菜，同学们顿时欢呼起来。可不要小看这碗粉蒸肉，据说毛泽东主席当时每月也只吃一次红烧肉，我们居然也能吃上，真是喜出望外。粉蒸肉白里透红的颜色，香喷喷的味道，引得我们直淌口水。面对这碗红烧肉，我恨不得一口吞下，就是再来两份我也能给干掉。这时，我想到远在家乡的老母亲。她一人在家，油水一定比我还差，何不把这碗粉蒸肉带回家去让廋弱的母亲尝尝？我强咽下口水，找来刷牙用的口杯洗干净，把粉蒸肉全部倒进口杯里。再找来一张白纸蒙在口杯上，用一根索线把白纸扎紧。准备停当，我想象着母亲看到粉蒸肉时的高兴模样，心中充满欢乐。第二天，我带着口杯踏上回家的路程。乘车回家？我们想都没想过。当时没有直达杨林市的公交车不方便只是其一，没钱才是真正的原因。十三岁的孩子，四十五里的路程，一步一步地行走，也是够难的。加上我瘦弱不堪，一路上走得苦不堪言。从青峰山麓出发，船渡小南海，走过白溪桥，再攀寡母子坡，穿断山口，跨洈水河，一路上没钱买吃的喝的，口干肚饥，只有强忍。开始还能称得上是走，后来人没劲了，只能算是一步步拖了。我太阳刚露脸出发，直到太阳落山好久才回到家中。我和母亲有一个月没见面了，从小到大，这是我和母亲第一次分别得这样久。一见我回家了，母亲便连忙为我烧洗澡水，为我做饭。她并不问我的学习情况，只是关心我的身体。我把口杯递到母亲手中，她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接过口杯，放在桌上。第二天，母亲把粉蒸肉和米饭一起炒了，盛了递到我的手上，无论如何要我吃了。直到我把肉和饭全部吃完，母亲脸上才露出满意的笑容。这一次，我还把平时节省的一元钱给母亲，让她小用。不要小看这一元钱，这在当时全月伙食费只要九元钱，我一月仅有十元钱生活费的时候，能省出这一元钱，是何等的不容易！这表明，除了吃饭，我的其他支出绝对是零。由于长期辛劳，加上极度营养不良，母亲早就透支了自己的体力和精力。胃病、肝炎，折磨得母亲人比黄花瘦。平时有病，母亲总是强忍。随着年龄的增加，抵抗力的下降，母亲越来越挺不住了。终于，母亲病倒在床，医院，就把医生请到家中看病，由赋闲在家的大姐看护。大约是初一上期中考试以后，我又一次回到家中，当时母亲病得十分厉害，面呈菜色，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在我回家之前，大哥已为母亲做好了寿棺，就放在母亲的床对面，只是没上油漆。我并不相信母亲会马上离我们而去，只在心中祈盼母亲早日康复。在家的日子，我都是和母亲睡的。临睡前，我吹笛子给母亲听，我问母亲吹得好不好，母亲总是含笑说好听。其实，我当时才刚刚学吹横笛，呕呕呀呀的，肯定吹得不好，母亲是鼓励我才说好听的。这一次，我又带给母亲一元钱，母亲收下后，从枕头下抖抖索索地翻出一个小布包，把我给的钱和包中的钱放到一起。我看那里面的钱，大都是崭新的，以面值一元的居多。真不知道母亲病后极少上街，她是是怎样把这些钱全都换成了新的。母亲对我说：这里面还有几块钱，我死后你拿去用。我连忙说：我不用，妈，您用！过了两天，我就返校了。谁知这次和母亲的分手竟是永别！半个月后，集体宿舍还沉浸在酣睡中，只听得一个声音在叫喊：你醒来没有？你妈妈死了，要你快回去！睡梦中的我惊醒了，噩耗就象一个晴天霹雳在心头炸响，我情不自禁放声嚎啕。全寝室的同学都没了声音，任我的悲声在寝室里颤抖。母亲，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你的小儿还没成人，你的小女和三儿还在外地念书，他们都还不能自食其力，更谈不上奉养你老人家呀！您的一生，都是在辛劳中度过的，从未享过一天福。您就这样走了，将是我们终生的遗憾！悲哀，使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天也塌下来了。母亲，您走了，以后哪儿是我的家呀？即将开始的期末考试我没参加，我马上赶回家中。除远在南京上学的三哥外，哥姐们早已回到家里，二哥二嫂从潜江运粮湖农场赶回，二姐从武汉赶回。大家都在为办理母亲的后事奔忙。母亲的遗体已收殓于油漆了的棺木中。她安祥地闭着双眼，仿佛在熟睡中。见到母亲的遗容，我的泪珠禁不住成串地往下落。母亲，您起来呀，您和您的小儿再说几句话呀！十年前丧父，十年后又丧母，我的命怎么这样苦！老天对人怎么这样不公！旁边的人见我落泪，连忙把我拉开，说是泪水如果落在死者身上于死者不利。我给母亲的钱她始终没有花。在收拾她的遗物时，我们从床铺草中找出那个布包，总共就那么点钱，但都是崭新的。大家都很奇怪，母亲长期卧床不起，是怎样把旧钱换成新钱的？听到大家的议论，不由人想起半月前母亲对我的交代。半个月前，母亲还在和我说说笑笑，可现在时间刚过去半个月，母亲就永远地离我而去了，叫人怎不伤心欲绝！于是，我嚷道："姆妈是把钱给我的！"说着说着，在哥姐的噤声中，我又大哭起来。以后的几天，我们都沉浸在在失去母亲的无比悲痛之中。我们按照小镇的风俗为母亲举行了祭祀，请道士开路，请和尚念经，乡下的二舅还请来一班舞狮子的为母亲送行。出殡那天，长长的送葬队伍迤逦而行。锣鼓声，鞭炮声，哭泣声，混成一片。永远失去母爱的悲痛，使我不顾一切扯破喉咙大哭大嚎。母亲的墓地就在小镇附近。当八大金刚把灵柩抬到墓地歇下，我们全围跪在棺木四周。大哥走到预备安葬母亲地方，跪着用挖锄尽力向前挖了三下，就算定下了母亲葬坑的大小。八大金刚挖好了葬坑，最后与母亲分手的时刻到了！八大金刚用绳索慢慢将棺木向葬坑落下去时，孝子们的哭声惊天动地。世上最亲最亲的亲人永远永远看不到了，就连安放母亲的棺木也看不见了，诀别的痛楚象烈火般炙人心肺，此时的孝子们已哭得声嘶力竭，悲痛欲绝。当时的我是怎样的感受，我已记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失去亲人的惨痛，把幼小的我刺激得有点麻木了。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样从墓地返回家中的，以后又是如何再去母亲墓地，面对一抔黄土何等悲切，哥哥姐姐又是如何伤心离别，一切的一切，在我的脑中都变成了一片迷雾。我记得真切的是过了几天，大哥弄来两棵白杨树苗，带着我种到母亲墓前。我们还带去小水桶，为刚栽下的小白杨浇了水。小白杨易种易活，不久就长出嫩绿的新叶。微风吹来，绿叶沙沙作响，似乎母亲在细细叙说对子孙们的牵挂。几年后，已经碗口粗的小树不翼而飞。一打听，说是附近一家人家把树给砍去做了新屋的椽子。无凭无据，我们也无法和人讨个说法，只是以后不再在母亲墓前栽种任何树木。以往过年，我都是和母亲在一起，母子连心，家里再穷好歹有亲情相伴，再苦也有甜。这一年没有了母亲，没有了家，我只有在大哥家中过年。年饭端上来了，还算是丰盛的，可是，我闷闷不乐地坐在那，泪水忍不住直往下落。大哥奇怪地问：怎么哪？好半天，我才呜咽道："我想姆妈！"听了我的哭诉，大哥默然无声。

4

从十三岁起，我就永远失去了父爱和母爱，成了一个孤儿。父亲的印象中是从一张画像上获得，母亲那慈爱善良的形象则深深留在我的脑海中。母亲生前，还照过几回相。可能是应二姐的要求照的。当时小镇上还没有照相馆，摄影师是从十五里外的街河市赶来的。记得有一次云雾迷漫，久久没有散去。摄影师说照相的效果恐怕不好，但母亲坚持要照。我想，她是为了有一张照片能寄给在武汉上大学的二姐，才刻意要照的。我和母亲有过唯一的一次合影。照片上母亲端坐在中间，大姐、二姐各立两旁，我和大侄女则蹲在两侧。照片肯定是在街河市照的。因为后面还有布景，这只有照相馆里才有。这张照片我手中没有，在北京二姐家中收藏着。父亲、母亲的墓地都在小镇附近，二者相距不远。站在墓地前放眼北望，小镇景色尽收眼底。近处是小镇鳞次栉比的房屋，再往远处看就是养育小镇的洈水河，以及小河北边一马平川的农田了。会观风水的人们都说，父亲和母亲都埋在了风水宝地，保佑了我们后人兴旺发达。虽然我们兄弟姐妹大都在外地，但逢年过节总有人找机会来给长眠地下的双亲扫墓。一柱香，几叠纸，数挂长鞭，用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安葬双亲时，所选的地方都是荒坡地。可是，人口的增加，荒坡地也变成了宅基地。前些年，父亲的墓地位于一户人家的后门，那户人家还在墓地旁挖了一个很大的粪池，给我们上坟造成不便，也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于是，在大哥的建议下，我们兄弟四人回到小镇，把父亲的坟起了，从棺木中捡得一些父亲的残骸，用一个木盒装上。我抱着用一块红布包着的木盒，在三个哥哥的陪同下，来到母亲的墓地，把木盒埋在母亲的墓旁。然后，由大哥找人用水泥把坟墓封了，还在墓前立了一块碑。石碑上镌刻的子辈和孙辈，少说也有四五十人，俨然是一个大家庭了。这棵家族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让小镇上许多人羡慕不已。而这个家族大树的根，就是父亲和母亲。每次去到墓地，面对石碑，面对父母合葬的大坟，我总是静立默哀。哀思阵阵，心事重重，感慨深深，浮想翩翩。双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六人养育成人，我们的回报是什么？我们对得起双亲吗？他们二老在地下安宁吗？逝者已矣，呜呼哀哉！如今，父亲已离开人世有半个世纪，母亲离开人世也已经四十多年。在有限的生命时日里，他们没过一天舒坦的日子。现在我们六姊妹住的、吃的，他们不仅没住过、吃过，就连见也没见过，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好生活。人世沧桑，日新月异。往事如烟，云汉缥缈。但是，对双亲的思念，不曾供养二老的遗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与日俱增。双亲的音容笑貌，总不时出现在我的睡梦里，出现在静坐的思念中。这正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我永远思念我从未报答过的、于我恩重如山的双亲。

来源：怒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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