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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定位一个有趣的人物，今天我找来这人绝对够燃。在一个人们动不动就要上路却天天缩着的年代，这个人万年在路上。我之前并不太清楚她工作的内容，但我知道她经常居无定所风餐露宿。昨天她告诉我要到椭圆机上跑一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那儿居然有椭圆机啊！
人道主义者笑梅是我的学妹。她有着人民大学和牛津大学亮眼的学历。上一次见到笑梅是在牛津大学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在她们学院暴难吃的三文鱼派午宴上，我问她你接下来要去哪里，她说她可能去日内瓦。笑梅说话的语速比一般人快一点，其间还夹杂着法语和英语。她看谁都是善意的，对所有的问题都双份作答，似乎不大会去揣测别人的动机。她不仅样子有点像怪兽公司里的阿布，连性格都有点像——精力无边无所畏惧。不过当我觉得她少根筋的时候，她却非常认真的告诉我，她也有同龄人的烦恼，她也不介意有一天换一份安定的工作；当然，她也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作用有所保留。
我一直不大热衷人道主义援助项目的纲领，但我感兴趣这种到处游历的生活——尤其是这个小女孩已经掌握了生宰活羊和排查地雷的技能。于是当笑梅好容易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休假时，我约她进行了一次访谈。
以下是我们笔谈的内容（C:作者；M:笑梅）
年2月，笑梅和她的同事们在南苏丹
C:你能简单地介绍一下你大学毕业之后在干什么吗？
M: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本科修的是国际政治。之后到牛津大学和日内瓦国际与发展高等研究所修了两个硕士学位，分别专注的是强迫移徙和发展研究。
年6月的时候我就收到了WorldVisionInternational（WVI,世界宣明会）的录取通知书，所以当年10月一从日内瓦毕业就入职当起了WVI中国办公室人道主义紧急救援部的项目官员（在中国这个officer职位被翻译成“主任”,但是我好像一直不太敢这么介绍当年只是菜鸟的自己，感觉有点太郑重了）。开始工作之后半年有幸被招入了WVI的亚太灾害管理小队，接着在年10月被派去约旦做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响应，之后便离开了WVI的亚太区，开始了在各个不同国家参与WVI的人道主义援助的人生。在WVI的大部分时间，我的职能专注于人道主义需求评估、项目设计、资助方关系发展、多机构间的协调合作、项目资金筹集、项目实施的跟进与报告、项目监控与评估，以及人道主义问责制，一路从项目官员做到高级经理。后来我的职业兴趣点转移到了各个项目的落地实施上，于是有了横向的职能转轨，一切总体来说都挺顺利的。
在WVI任职直到年1月末，然后不太消停的我怀着想要了解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国际组织）如何开展救援工作的愿望加入了InternationalCommitteeoftheRedCross（ICRC,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了ICRC驻前线的经济安全代表直到如今。所谓的经济安全部，在ICRC的架构里是主要负责给遭受战乱和武装冲突的非参战人员（主要是平民）提供粮食、非食品物资（比如炊具、寝具、卫生用品等等）以及恢复生计的支持（实物或者现金）的一个团队。
C:你都去过哪些地方，干过哪些事情最艰苦？
M:就工作过的地方来说，除了中国和约旦，后来还陆续到了阿富汗、南部非洲诸国（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南非、斯威士兰、莱索托等等）、尼泊尔、布隆迪、乌克兰、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突然这么一回顾，发现这八年半的时间里自己还挺奔波的呀。然后因为工作的性质是比较艰苦和高强度的，所以休假会比较频繁，休假的时候也会去很多别的国家，估计和这个采访没太大关系，就不一一列举啦。
最艰苦的事情，其实有点难总结，因为很多时候也就只能接受现状（反正接不接受客观现实就是那样的）然后看看能不能做点小改善。还是举些个例子吧：在南苏丹负责赤道三州的时候，为了发放粮食和种子农具给目标援助的村落（几乎都极偏远又较危险），很多时候会连续一两周风餐露宿，然后当地的气候、安全、道路状况也很多变数，给工作增加不确定的难度。没有住宿的地方，就借住在荒废的学校教室里，或者是村里小卖部外的遮阳檐下，支帐篷或者支蚊帐。没有电也是常态，有时候用车上的应急灯照明，有时候用自己提前充好的头灯和手电。洗澡基本上就别指望了，将就着用随身带的湿巾擦洗或者勉强用净水片消杀一下当地的河水来用，然后祈祷自己不得皮肤病。上厕所基本都是在灌木丛背后解决，但是也要先确定踩进去的地方没有埋布地雷什么的。有时候忙着一整天准备和组织物资发放，没有条件照常吃饭，也就一天一顿吧。运气不好的时候，吃过白水煮的棕树新芽（跟竹笋一样从地上冒出来的那一节）或者不熟的芒果；运气好的时候可以买到一头羊或一只鸡，需要自己宰杀再生火烹煮，因为我是女生有时候会被男同事/下属默认为厨娘。路况基本上都不好，很多时候满载的卡车车队会被困住，于是需要花时间和力气把陷入困境的车子弄出来，同时还要通知目标援助的村民请他们理解和耐心等待。在哨口或者沿途遇到武装分子的时候，也许会有喝醉的几个人突然乱开枪或者有难搞的人故意刁难，需要耐心沉着应对，还好这样的情况没那么多。总之每次活动结束回到驻地，能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在床上就觉得已经很幸福了。
其实我近来越来越体会到了“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意味，好多当时觉得挺艰苦卓绝的经历，一旦过了再回想就觉得也还好，甚至不那么值得一提。然后我又会想，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心态到底是不是好事，貌似这样一来也难有冲动记录下来很多人生经历和前线故事了呢。
年3月，笑梅在浙江舟山
C:你多久见你的家人一次？你有同龄人的焦虑么？（比如婚姻、金钱、内卷等等）你平时会为什么事情烦恼？
M:多久见一次家人其实不一定，疫情爆发之前如果我计划休假的话，就偶尔安排回家或者让爸妈来我休假的国家见面。现在就不那么方便了，因为回国的防疫要求非常严格（是好事），所以可能今年内再见家人都不会特别容易。好多前线的地方是只能靠卫星电话通讯的，没有普通电信覆盖更没有互联网，如果我能赶上有网络或者有电话信号，就大概一周跟爸妈通话几分钟报个平安吧。
关于同龄人的焦虑，其实是挺有趣的一个话题。同事里跟我同龄的人也有他们各自的焦虑，有些是想要升职加薪，有些是想要有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呵呵），有些是想要转行或者退休，还有些是为情所困（尤其因为是异地）。据我观察，在国内的同龄人也有这些类似的焦虑吧，但同时还多了关于还房贷养小孩和照顾爸妈的压力。我平时忙起来的话基本上只能顾及工作方面的烦恼，因为永远都是“时间紧，任务重”的状态。到了休假或者有了一点闲暇的时候，我大概会想起来自己（十分）想要谈恋爱，想要更有目标地打理个人财务（学习并实践个人理财?)，甚至想知道自己的人生能有别的什么可能性（比如哪天认真考虑念个新学位然后转个行之类的）。这些倒也不是烦恼，更像是我给自己列的待办事项，只不过貌似拖得有点久且进展不大。
疫情前笑梅在休假时与父母游玩
C:在非洲工作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M:最大的快乐就是离大自然很近，我很喜欢山川河海以及野生动物。非洲的很多国家有宝藏一样的陆地和海洋奇景，所以休假的时候如果不想跨大洲跨大陆舟车劳顿，在附近的国家也能玩得很开心。这里不如就真心推荐几个：埃及（金字塔、神庙、红海潜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各个国家公园的safari、乞力马扎罗登山、各个海滩和海岛）、马达加斯加（奇特的动植物们）、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维多利亚大瀑布、各个国家公园的safari）、塞舌尔和毛里求斯（绝美纯净的海岛）、南非（自驾去各处能嗨到飞起，有山有海有人文）。如果今后几个月里疫情对国际旅行的影响能稍微减少，我的愿望清单上还留着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摩洛哥、突尼斯、佛得角这些非洲国家待去探索。
笑梅在非洲亲近自然
C:疫情对你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什么变化？
M:去年初疫情开始在东非露出苗头的时候我正好带着团队在做一个横跨三州为期一个月的大规模粮食与农业物资发放。因为去到的地区相当偏远，所以其实那时没有太受疫情影响。我们根据原计划做了三十多个村落的发放和简单的农技与营养学培训，唯一的防疫措施是在每个发放点安排了洗手的区域并控制了人们排队时候的社交距离。在结束最后一场发放的当天，我被通知需要立刻返回首都朱巴，然后被安排紧急撤离回国（因为ICRC代表处提前收到了南苏丹政府的消息，预计到了即将实施的封国政策）。
年3月24日，在入境广州的当天，通过新闻我知道了南苏丹封国的消息，感觉有被上天垂怜。之后根据防疫规定，我先后被集中隔离两次，核酸检测三次，居家医学观察半月，直到五一假期之后才算是重获自由，可以稍微正常地戴着口罩在成都生活和远程办公。我和远在南苏丹的团队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提交了援助发放的报告，并且尽力完成了对之前发放结果的监控与评估，同时还针对南苏丹日渐严重的疫情初步设计了一些快速小型的支援项目。这样的远程办公直到七月才结束，当时我又收到了单位的通知，需要准备去叙利亚的阿勒颇做下一个为期十二个月的任务。
叙利亚签证的审核旷日持久，于是在疫情好转的国内我难得有了一个参加工作以来最悠长的假期，直到今年三月末。如今回想，我真心感恩，天时地利给了我机会和时间暂停、反思、重新安排生活的重点，单纯地为自己的健康和快乐而活。这次休假我完成了很多事情，这里不枚举，只是分享几个亮点吧：我完成了救援潜水员的课程并通过了认证考试；我坚持执行了每日不间断的健身计划，从零开始学习拳击、瑜伽、HIIT、Barre、街舞，还尝试了很多其它的运动课程，真正体会到了自己身心的变化；我做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线上分享、第一次中学校友分享，也第一次（有点突然地）受邀参加了南京和平论坛（而其中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很多创立社会企业和慈善机构的国内青年领袖）；我完成了二十几次面对人民大学国关学院院友的职涯咨询；我去黄龙岛参加了新兴的青年深度交流活动（如果青年的“36小时生活实验室”），还尝试了主理一期如果青年的“自在饭局”；我负责每天给全家买菜做饭（包括年夜饭，很自豪），也安排一月2-3次的家庭一/二日游；我重新开始读“闲书”，尤其是《盗墓笔记》和各朝代的诗文。
在建设和享受这样的新日常的过程中，我也重新开始思考那些更长远的关于人生接下来的去向以及取舍的问题。目前嘛，还没有那么清晰肯定的答案，但是我不再拖延和逃避考虑这些事情。
年劳动节，笑梅在布隆迪和她的同事合影
C:你是否确信你做的事情对这个世界有改变？具体在哪些方面？
M:我确信是有带来积极的改变的，即使这样的改变在规模和持久性上不见得那么理想。
人道主义援助的首要目标是救人一命，让受自然或人为灾难影响的百姓可以活下来，这样他们才有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重建家园和生活。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短期紧急援助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当你及时提供给人们食物、水、临时居所、生活物资、医疗救助，这些基本的保障可以让他们继续生存。在做自然灾害响应的时候，成就感比较突出，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能肉眼可见地几乎线性地改善状况。但是由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战乱持续多年（比如阿富汗、叙利亚、刚果和中非共和国等等），在这种境况下的人道主义机构（/国际组织）会慢慢感到乏力甚至绝望。这样的匮乏无力感是源于许多方面的：简单直接的物资发放不是长久之计，既会让受援助的群体产生依赖，又会让捐助方逐渐失去耐心。然而战乱环境持续带来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又使得中长期的援助方案难以实施——比如一个地方的村民还在不时遭遇扫荡且流离失所，于是我们无法设计恢复市场振兴农牧业之类的援助项目。
我认为需要认清的现实是，在战乱和人为危机的环境中，人道主义机构能提供的帮助治标不治本、充满局限性，因为正真缺失的和平与稳定是需要更多政治意愿和努力才能被重新找回的。总之，单靠我们的工作并不能拯救世界。
C:.你有没有碰到哪件事让你的确感受到你们干的这事情是有瓶颈的？
M:前一个问题的答案里貌似已经包含了比较宏观的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局限性的思考。那不如我试着从另一个不太一样的切入点来回答这个关于瓶颈的问题，万一答案偏题了也请多包涵。在相对强调技术型的援助领域（比如提供水源、建设临时居所、发放代金券、提供医疗救治和心理援助等），我们可以按照标准的项目设计思路和规则来制定实施计划，以及设定监控评估进度和影响的指标。这样的项目在进行中和结束时我们都有实际采集的数据，可以用来分析和评定项目是否在正轨以及是否达成最终目标。然而还有很大一类人道主义工作并不是技术型的，很难设定可以定性和/或定量的监控指标，而且这类工作的完成方式也不像技术型项目那样有清晰的逻辑框架。举例来说，大多数人道主义机构（/国际组织）都会有专门负责advocacy的团队，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当权的政策制定者进行及时有效的宣导来使得某国某地区改变（/改进）跟我们目标援助人群相关的重大政策或制度，从而帮助到这些目标人群。宣导工作针对的主题可能是某国某地的性别政策、教育系统、监狱拘留条例、基层卫生体系，等等。至于如何成功说服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很多综合性因素和软技能都需要被考量。宣导的进程也不一定有可预计的时间线，甚至在过程中会出现倒退和反复。这样类型的人道主义工作就有了更多的不可控性和瓶颈，甚至会被一些人觉得很理想主义。但是据我所知几乎没有哪个机构/组织会完全放弃做advocacy，因为我们深知单一给予援助并不可持续，只有所在国的政府自己主动改善政策和制度，才能更长远地惠及更多的国民。
人道主义者笑梅??????后记：访谈结束之后我想起了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一句话：那些干着无与伦比之事的人，才是你和你的大学，其他人无非只是那里的雇员而已。我是真心以有笑梅这样的学妹和校友感到骄傲。还是我在标注里常常提到的那句里克尔的名言：要创造一个世界，先要自己成为一个世界。不管人道主义援助的可能性多大多小，笑梅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道立场，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可能性。最后笑梅告诉我她要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