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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大法官

如何改变了美国最高法院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法官有种令人畏惧的威严感，如同一位正襟危坐的女皇。金斯伯格相当小只，身高一米五二，体重90斤。脸上没有表情的时候，她嘴唇绷紧，像是在怀疑什么。她着装有贵妇人的雍容，经常穿戴的是她从全球各地带回来的有异国风情的服饰；有时，在室内她都戴长手套。谈话时，你必须作好她可能会在开口前停顿很久的准备。她的这个习惯容易令人紧张，尤其在最高法院，在那里沉默本来就像扩音器，让人意识到时钟的每秒滴答。为此，她手下的职员找到了一种应对之道：讲话后停两拍，数够两次“密西西比”，再接着说下一句。金斯伯格的停顿习惯与年龄无关。这就是她的习惯。金斯伯格以斟酌寡言著称，但这其实有点令人意外，因为在目前的最高法院诸位法官中，她恰巧在诉讼方面最有成就。首席大法官小约翰·格洛佛·罗伯茨在成为法官前，比金斯伯格辩护过更多最高法院的案子，但他所处理的案件的重要性远不及金斯伯格。在七十年代，金斯伯格辩护过最高法院历史上几个最重要的女性权利方面的案子，她私下里略带踌躇的慎思作风并未阻止她面对最高法院的法官席，奋力推动女性权利。在那些日子里，金斯伯格就是先锋。年，43岁，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她，在最高法院作完整辩护，当时的首席法官沃伦·厄尔·伯格介绍她时，因为搞不清称呼方式而结巴了——“巴德夫人？还是金斯伯格夫人？”女性律师在那个时代还是稀罕事，更不必说冠双姓的女律师了。也是这同一个案件中，在辩护后期，波特·斯图尔特法官犯了类似的错误，称她为“巴德夫人”。在那个阶段，当她有一次与女学生同去法庭时，她们极力主张她该坚持让法官们用“女士”而不是“夫人”称呼她。这个不以婚姻状态称呼女性的方式在当时刚出现不久。金斯伯格告诉我她对学生的回答：“我决定不在称呼方式上大惊小怪。就称呼方式辩论，那并非我出庭的原因。”她一贯自豪于自己对“哪场仗更该打”的判断力。（她赢得了年那个案子，她在最高法院辩护还辩护了另外五个案件，并赢了其中四个）积极推动变革的她当时占据了天时，她将关于女性权利的案件带到最高法院面前时，最高法院恰恰愿意作出对她那一方有利的裁决。

(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

作为法官，她面对的时机则不是太好。年是她在克林顿总统提名下获得最高法院法官职位的第二十年。这期间最高法院始终由保守派控制，这种情况下，她在很多最重要的案件中都是异议分子，少数派。在年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退休后，金斯伯格已成为法院自由派四人帮中最年长的一位（另外三位分别是斯蒂芬·布雷耶、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和艾蕾娜·卡根）。她比史蒂文斯大法官更有力地将四位法官团结在一起，让自由派发出一致的声音，尤其在他们持异议时。去年，金斯伯格为最高法院对《平价医疗法案》的历史性判决，写下了恐怕是她职业生涯中最有力量的一份意见书。她认为该法案符合宪法，是国会在宪法的贸易条款下合理行使权力；她的解释和赞成是响亮的辩护，让这一任政府获得权威依据，得以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立法。

然而，如今公众最关心的是金斯伯格的年纪。在她即将八十岁的这一年，每个人都在猜她预备什么时候从最高法院退休。

▍一

最高法院法官可以从史密森尼博物馆的艺术品收藏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品，摆放在办公室。大多数法官的艺术选择都安全、容易预见，例如选往届法官的肖像，不然就是风景画。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为乔治·华盛顿画的一副肖像最近从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房间转移到了约翰·罗伯茨大法官那里。金斯伯格则不然。她喜好简洁的现代派艺术，例如上世纪中叶美国画家本·卡宁汉和马克斯·韦伯的作品。她最喜欢的一幅来自于约瑟夫·艾伯斯令人印象深刻的系列《向正方形致敬》，几年前，史密森尼博物馆收回她办公室中那幅去巡展，她就从同一系列中又挑了另外一幅。鲁斯·巴德并不是在精致的艺术品味中长大的。她在大萧条最深重的时候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父亲是个毛皮贩子（你能想像，大萧条时买毛皮的人相当有限），母亲西莉亚·巴德则因癌症一直缠绵病榻，去世于鲁斯高中毕业的前夜。鲁斯读了康奈尔大学，在那里遇见了比她年长一岁的马丁·金斯伯格（朋友称他为马蒂），二人在她大学毕业后结婚，那是年。

结婚五十年时，金斯伯格法官在最高法院为她各个阶段的法律助理办了一场聚会。当众人聚紧，她丈夫走向她，双臂将她拥起，在她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在她后背上粘上一张纸，上书“女王殿下”。和鲁斯不同，去世于年的马蒂爱社交，好开玩笑，很擅长烹饪。他也是位很有成就的律师。“通常都认为他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税务律师”，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法官劳伦斯·西伯曼表示。马蒂常常将自己的职业角色形容为，“我将职业生涯中不成比例的巨大部分，贡献给了帮助理应富有的人免于将财产交至穷人和受欺压者手中这项事业。”在二人婚礼前，未来婆婆给了鲁斯下面这项建议，她后来经常向别人讲起，“每个好婚姻的前提都是，你得偶尔装聋卖傻。”讲起这段轶事时，鲁斯有时会加上一句，“在最高法院，也是一样。”离开康奈尔后——对马蒂来说，也包括离开军队后，他就是在俄克拉荷马的一个军事基地，跟着烹饪指南书学会做法国菜的——两人一起入读哈佛法学院。那几年相当艰苦。他们边完成要求极高的学业，边照顾襁褓中的女儿简（主要是鲁斯），之后马蒂又诊断出睾丸癌。他康复了，毕业了，两人搬去纽约，他加入WeilGotshalManges事务所。第二个孩子詹姆斯于年出生。鲁斯的法学院第三年学业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哈佛时任法学院院长拒绝授予她学位，虽然她大多数课程完成于哈佛，因此她算作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此后的几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包括金斯伯格目前在最高法院的同事艾蕾娜·卡根法官，曾提出希望纠正这一错误。“马蒂总建议我拒绝，”金斯伯格告诉我，“不如等学校授予我荣誉学位。”这在年成为现实，和她同时接受荣誉学位的另一位是普拉西多·多明戈。金斯伯格对歌剧的热爱几乎和对法律的热爱一样深厚。在学位授予仪式上，多明戈为法官骤然高歌一支夜曲，记录这一幕的照片至今都摆在金斯伯格办公室的壁炉架上。“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她说。虽然于年毕业时，金斯伯格在同年法学院学生中成绩最优秀，她却连一项工作机会都没有得到。七年后，同为女性的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时，也面临同样的处境。金斯伯格拼命找工作，一位欣赏她的教授杰拉德·冈瑟几乎是逼迫曼哈顿一位联邦法官爱德华·帕米瑞雇佣了她。“冈瑟告诉那位法官，假如他不给我一次机会，他就再也不会把任何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推荐给他了”，金斯伯格回忆。之后，金斯伯格开始为第一个工作项目学习瑞典的民事诉讼法，为此她学会了瑞典语。她在纽瓦克的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诉讼法，于年获得终身教职。

▍二

在流行文化想象中，六十年代是自由派的年月，尤其在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的高等法院。在这种想象里，“反动势力”是到七十年代才掌握大势的，以沃伦·伯格在年成为首席大法官为开端。但是，假如将女性主义问题纳入考虑，趋势则恰好相反。沃伦法庭在民权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场，却对女性权利充满敌意。在年，佛罗里达州立法，使参与陪审团成为男性公民的法定义务，却不包括女性公民。那年的晚些时候，在Hoytv.Florida一案中，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全体通过了一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作出的裁决，宣判一个被控谋杀她丈夫的佛罗里达女人有罪。根据这些法官的说法，佛罗里达州对女性公民的陪审团义务作区别对待，是因为“女性是家庭生活的中心”。“我认为，他们在歧视女性时，根本不觉得自己在歧视女性，”金斯伯格这样评价沃伦时代的法庭。“那些人认为自己是好丈夫好父亲，他们不认为女性遇到的那些障碍算是歧视。他们真的打心眼里相信那种‘保护性观念’，也就是说，对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对待是一种对女性的福利，是保护女性的举措。当时的社会进步还没有巨大到足够撼动最高法院立场的程度。”之后，是社会进步带来了最高法院的进步。“那正是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之交时发生的事。”这个观点看起来普通，其实却充满争议。在金斯伯格服务于最高法院的这些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理论是原旨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应当按《宪法》在18世纪制订时的涵义来理解它。斯卡利亚大法官是这一派别的主要理论家，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宪法》已死”，也就是说，它的涵义不应当随时间改变。我问金斯伯格是否真有人认为《宪法》只具备它于年时的涵义。“没有人真的彻底那样认为——没有人，即使是我亲爱的同事，你知道，”她这样指代斯卡利亚大法官。“想想残忍的、不常见的刑罚吧，去威廉斯堡的监牢看看。我们再也不把人囚禁在畜棚里了。对今天任何人来说，抽谁二十鞭子、或者因为哪个人偷了一匹马就吊死他，这都算是残忍的、不常见的刑罚。”她继续说，“我认为在一个意义上，我也可以算作是原旨主义者：我认为宪法应当保持制订它的那些伟人的期望，即它应当能随时间流逝，始终葆有治理的效力。当年，那些伟人所期望的正是如此，他们希望它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个能够长期存续的工具。”我问，她的这一取向是否会给予法官随当下政治的时局变幻来解释宪法的权力。“《独立宣言》的作者本人蓄奴，然而这篇宣言是最伟大的呼吁平等的作品，”金斯伯格回答。她相信，在今天，托马斯·杰斐逊会说，“平等观念需要随社会变迁而逐步进步，我们属于普通法传统。就像正当法律程序的观念随商法的发展而发展，之后便出现了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的观念。”▍三

在七十年代，作为教授和律师的金斯伯格将精力奉献于证明“《宪法》根本未死”。她努力劝说坐在最高法院审判席上的那九位男性，在历史上第一次认定应依据第十四修正案中的下述条款，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而不仅是禁止种族歧视：“没有任何一州可以否认...人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为达到这一目标，她首先从萨莉·瑞德的案件入手。瑞德生活在爱达荷州，是位以照料残疾人为业的单身母亲。在年3月9日，她十多岁的儿子斯基普在探访他父亲西斯尔时，用一把来福枪开枪自杀。萨莉对死亡原因有所怀疑，因为西斯尔申请获得儿子的保险政策赔付。斯基普死后，萨莉申请由自己而非西斯尔成为他财产的管理人。爱达荷法院否决了她的要求，基于一条州法律的规定：在此类争端处理中，“必须男性优先，而非女性。”这时，金斯伯格是女性运动在法律领域内的领袖，尤其当她于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之后。她联合她人，创办了第一份探讨女性问题的法律评论杂志《女性权利法律报道》，并合作编纂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本案例书。同样在年，她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联合创立了女性权利项目。当萨莉·瑞德的案件到达最高法院时，金斯伯格主动要求为此案写案情摘要。“近年来，在美国产生了一种对女性地位的新的评价，”这份摘要陈明，“在兼由男女两性别组成的女性主义者推动下，法庭和立法部门已经开始认可女性的如下要求：她们要求在“人”的类别中获得完整成员权，有资格获得正当法律程序所保证的生命与自由权利，以及平等的法律保护。”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在瑞德案中立场一致，首席大法官代表全体法官为案件写下意见，推翻了爱达荷法条，认为其“正是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所禁止的那种武断的法律选择。”换言之，性别歧视是违宪的。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教授苏珊·德勒·罗斯也曾在那一时期作为律师参与性别歧视案件，她如此评价金斯伯格，“她使最高法院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对性别歧视毫不插手——而且还带着种傲慢的态度对待性别问题——到一种新的最高法院，一项接着一项地否定对两性作出区别对待的法律”。

从瑞德案的先例开始，金斯伯格开始以对两性作出区别对待的政府条例为靶子，处理一系列案件。这个过程很符合金斯伯格的个性：审慎、一步接一步。金斯伯格认为，与其一次性地要求最高法院判处一切区别对待男女两性的法律法规为违法，不如一项项地轮流处理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秘书当时负责为她用打字机打出案情摘要，这位秘书给了她重要的建议。“那时，我在处理这些性歧视案件(sex-discrimination)，我的秘书说，‘我看到所有这些一页一页的案情，看到的就是性，性，性的字眼。那些法官都是男人，他们读到这些案情时的联想，恐怕不会是你希望他们所想到的。’”金斯伯格回忆道。因此，她把使用的术语从“性歧视”改成了“性别歧视”(genderdiscrimination)。金斯伯格的当事人也经常是男性。她尽量挑选那些事实惊人，甚至带有一定悲剧性的判例案件。斯蒂芬·维森菲尔德是一位鳏夫，他做教师的妻子死于难产，而孩子存活下来。斯蒂芬希望独力抚养儿子长大，因此申请了他妻子社会安全政策下的“幸存方福利”。寡妇自动获得此项福利，但鳏夫则不然，他们必须充分说明，在妻子在世时，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妻子的收入。斯蒂芬无法证明这一点。金斯伯格将斯蒂芬的案件带去最高法院，于5年又赢得了一次全体一致通过的胜利。在整个七十年代，最高法院从未像对待种族歧视那样，将所有金斯伯格代理的性别歧视案例总结到一起作出裁决，一次性地禁止性别歧视。在年，金斯伯格支持的“平等权利修正案”未获通过。在实用的意义上，尤其是从现在回望，缺乏这“最终一击”并没有造成太大区别。“她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令立法者意识到，他们再也不可以制订任何在男女两性之间划出差异的法律。”苏珊·德勒·罗斯说。0年，金斯伯格受吉米·卡特总统任命，成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丈夫马蒂也前往华盛顿，担任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教授，同时在华盛顿的FriedFrank事务所执业。“我的父母相互弥补，”詹姆斯·金斯伯格告诉我，“父亲是外向的那位，派对上挑起活跃气氛的那位，负责下厨的那位。母亲明显安静很多，更少表露感情。他们在一起真是合适。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令我小时候没有意识到在那时父母双方都工作还是很少见的事。人们总会问我父亲的职业，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他们不问我我母亲的职业又是什么。在他们婚姻的初期，母亲因父亲而去了纽约，后来，则是父亲随她去了华盛顿。”詹姆斯·金斯伯格在芝加哥创立并运营一个非盈利性的古典音乐厂牌，简·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法学教授（她与约翰·罗伯茨法官曾是《哈佛法律评论》编辑同事）。人们大多认为，金斯伯格走马上任成为法官后，会成为自由派的吹鼓手，尤其因为，她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其时正在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下激烈争斗。但结果并非如此。在她任职于特区巡回法院的十三年间，她与斯卡利亚法官、罗伯特·博克等保守派同事关系亲睦。“特区巡回法院令我惊异的一点就在于，她与其它法官相互往来、保持友谊，虽然她与他们明显有难以相互同意之处。”斯蒂文·卡拉布列思说。如今已是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的他，在金斯伯格任特区巡回法院法官时，担任她的法律助理，他当时参与创立了一个保守派律师组织“联邦党人协会”。更重要的是，金斯伯格在特区巡回法院时发表的法律意见，并不是一系列强烈的自由派看法。“她是一位普通法的立宪主义者”，卡拉布列思表示，“她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应该走得太极端。”金斯伯格作为法官的审慎，在她年在纽约大学法学院著名的麦迪逊演讲中，表达得颇为清楚。演讲中她质疑了美国法律史中一个具有妇女权利问题上里程碑式意义的案件，Roev.Wade案。这一案件于3年判决，当时正是金斯伯格经常将案件带到最高法院法官面前之时。虽然她支持堕胎权，但她对法院判决Roev.Wade案的方式有极大保留意见。Roe案的案情关键在于判定一项得克萨斯州法律究竟是否违宪。这项法律禁止一切除母亲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外的堕胎。哈里·布莱克门法官代表最高法院给出的判决意见大大超出了德州法律的范围，基本相当于宣布一切禁止孕早期堕胎的法律为违宪。金斯伯格在演讲中说，这一判决制造了“一个涵盖同类问题的体系，用一套法则替换了其时生效的每一个州的法律。”金斯伯格认为，只有那条德州法律应当被取消。“她十分审慎，是爱德蒙·伯克那个意义上的保守派，绝不是威廉·布伦南或瑟古德·马歇尔的风格”，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亚马尔·格林说，“她从根本上不相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应当来自于法庭。”她坚持，Roev.Wade案中法官本不应颁布概括性的判决，而应像法官对待她呈堂的有关女性权利的案件那样处理。金斯伯格这样评价法官对待后类案件的方式的意义：“法院实质上开启了一个与政府的政治分支的对话。从本质上讲，法庭指导了国会和国家立法——想想古代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吧。”在她自己的案件中，“最高法院的意见谨慎，它没有去推进宏大的哲学立论。你或许可以说，法官把球踢了回去，踢到立法者那一侧场地，让其时的政治力量可以在另一侧球场施展力量，处理问题。”相反，Roev.Wade案的处理方式“无法开启与立法者的对话”。

▍四

年三月晚些时候，最高法院将听证两起与同性婚姻有关的案件。在第一起中，法官需要考察《婚姻保护法案》是否符合宪法，正是该法案使即便在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州，联邦政府都不能认可同性婚姻。在第二起中，法官将裁决加里福尼亚州禁止同性婚姻的“第八号提案”。这些案件为最高法院提供了一系列不同寻常地宽广的选择可能性，使它可以决定是否要回避宪法性的问题，但是，加州提案问题尤其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裁决可能会令婚姻平等在美国每一个州实现。

金斯伯格在麦迪逊演讲中表达出的对Roev.Wade案处理方式的意见，明显表示她没有兴趣作出一个使对同性婚姻的权利对五十个州皆能适用的裁决。就像七十年代美国在堕胎权问题上的进步一样，同性婚姻问题在各州的政治过程中都正在取得坚实进展。目前已有九个州允许同性结婚，今年年内有更多州可望加入这一行列。在金斯伯格看来，Roev.Wade案的判决反而阻止了各州在堕胎权问题上取得的坚实的逐步政治胜利，为反对堕胎权的斗士打了强心针。她在演讲中说，“围绕着那一惊人的裁决，反堕胎运动反而更有组织性地联合，声音也更大，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胜利，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立法趋势推向了相反的方向。”类似地，在同性婚姻上概括性过强的统一裁决也可能反而会给同性婚姻者的反对者强射一支肾上腺素。但是，假若没有这样的统一裁决，不少州确实也可能永远都不允许同性婚姻。实际上，若不是Roev.Wade案，有些州到今天都可能会坚持禁止堕胎。

作为法官，金斯伯格有义务在像同性婚姻或同性恋权利问题这样的公共事务上不采取一般的公开立场。当我询问她，作为法官的她是否批准过具体的同性婚姻婚礼时，她回答“没有”，但解释了原因：“我想没有人会来邀请我们批准，恰恰因为我们处理那些案件；同性恋平权运动中没有人想让最高法院的法官冒可能会受到批评或面临公众要求撤换法官的风险——我想这是没有人来问过我的原因。”那么，如果有人来问你，你会主持一场同性婚礼吗？“为什么不？”

▍五

最高法院的法官获得影响力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是因为运气好，属于正赢得关键案件胜利的意识形态阵营；如今，塞缪尔·艾里托法官符合这一情况。也有人属于多数派，但利用这一位置写下单独的法律意见，以敦促法院在类似的情形下将步子迈得更大；如今，斯卡利亚法官与克拉伦斯·托马斯法官是这种角色。也有人坚决地持有异议，布伦南与马歇尔两位法官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末期正是这样的少数派。或许最值得向往的是“摇摆法官”的角色，这个人可以控制案件的结果，获得写下关键的多数派意见的机会。奥康纳法官，以及后来的安东尼·肯尼迪法官都是热忱的摇摆一族。所有这些标签，没有一个能拿来注解金斯伯格。实际上，她作为“女权运动中的瑟古德·马歇尔法官”的名声比她作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名声还要响。马歇尔在进入最高法院后，也面对着和如今的金斯伯格相同的问题——这里的成员太多保守派。但是，与马歇尔不同，金斯伯格是以克制而非愤怒来应对这一难题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亚马尔·格林认为，“她将自己视为法院一员，一个有特定的治理功能的机构中的成员，而不是像斯卡利亚或托马斯两位法官那样在任何案件中都将自己当成自由的行动者。”但是金斯伯格的挫败感每一年都更加强烈。她与已去世的前任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很合得来。在6年的UnitedStatesv.Virginia一案中，伦奎斯特邀请她写下了她法官生涯中最重要的多数派意见，她在意见中要求弗吉尼亚军校招收女生，再一次确认她在二十年前作为律师时的论点。“我十分喜欢前首席大法官”，金斯伯格告诉我。而至于他的继任者，罗伯茨首席大法官，金斯伯格则给出了一个相当模糊的肯定：“在面对公众问题上，我认为目前的首席大法官非常擅长与公众建立关系，他需要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发表五到十分钟的演说，而在这些场合，他的发言总是正确的。”法官之间友谊的深浅可能是个不太重要的问题。他们各自独立作出判断。他们并不对投票作交易。他们在相互表示尊敬的问题上几乎向来毫无纰漏。他们很少在法庭之外一起度过私人时间。金斯伯格和斯卡利亚两位法官都是歌剧爱好者，很多人将这两位法官当成亲密好友，二人的家庭也经常一起庆祝新年夜。但实际上，在最高法院的崇高厅堂之外，这两位法官的关系也只能称得上友好。金斯伯格用一种温暖的语气谈起与她经历了同一代女性斗争的奥康纳法官。其实，金斯伯格视奥康纳的离开（以及艾里托法官的上任）为如今这个最高法院的转折点。“自从我到达最高法院，最大的变化就是奥康纳的离去，”她告诉我。“假如你看看她离开后我们的选票情况，你会发现，所有五:四的情况下，当我是那四分之一时，我都本应是五分之一——假如她没有离开。”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影响力也可能受到她与肯尼迪法官目前不太和谐的关系的限制，肯尼迪恰好在当下影响力巨大。他意见书的写作风格花团锦簇，略嫌散漫，修辞性极强；而金斯伯格的风格精确、论断窄而具体、有时甚至流于枯燥。像她的前同事戴维·苏特尔法官一样，她也骄傲于自己即使在异议情况下都能礼貌地对待同事，但是肯尼迪的意见有时能让她至为愤怒。在Gonzalesv.Carhart()中，最高法院以5:4维持了联邦对所谓“部分生产”堕胎的禁止令。肯尼迪在意见书中写道，“虽然我们未能找到衡量此现象的可靠数据，但以下看法看来无懈可击，即，在决定对她们曾创造并维持其生存的婴儿作堕胎后，一些女性会为此决定而后悔。”在她的异议中，金斯伯格写下她的看法，她认为肯尼迪援引了“一个陈旧过时又显然毫无根据的说法：实施堕胎的女性会后悔自己的决定，因此会经历‘严重抑郁和自尊丧失感’。这种思维方式展现的是关于女性在家庭中和宪法下的地位的一种古老观念，这种观念早应垮台。”在她与我的一次谈话中，金斯伯格说她认为肯尼迪在此案中的意见简直是“恐怖”。即便如此，金斯伯格也没能赢得大部分同事的支持。在过去五年中，她写下的异议意见比任何其它法官都多。想到这一点，下面的情况或许就理所当然——她作为法官取得的最大胜利，是来自于一起她输掉的案件。▍六

莉莉·莱德贝特年生，在阿拉巴马一个没有自来水的房子中长大。快要40岁时，她在固特异轮胎厂位于阿拉巴马加兹登市的工厂中获得了一份工作。一年年过去，她逐渐提升为区域经理，这是一个大多都由男性持有的职位。8年，她快要退休了，然而她收到一个匿名条子，从中得知原来她一直以来的工资都低于同等职位的男性。莱德贝特每月收入美元，而收入最低的男性区域经理都能拿到美元，最高收入的男性区域经理每个月能有美元。“这是她那一代有工作的女性几乎每一位都经历过的故事，我离那一代也并不远，”金斯伯格告诉我。“她担任的是在她之前基本由男性独享的职务。她得到了工作，经常在工作中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但是她总是尽量不把船撞沉，努力维护大局。”莱德贝特最终还是把船撞沉了——她起诉了固特异公司。在官司之后，陪审团判决她应当收到三百八十万美元的赔偿。固特异上诉，案件一路到达最高法院。年5月，在5:4的投票下，最高法院否决了莱德贝特的案件。依据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第七条，对薪酬歧视的索赔需要在侵害发生之日天内上诉。莱德贝特的索赔则可以回溯到许多年前。艾里托法官为最高法院写的意见称，因为莱德贝特没有在收到每一张工资支票的天内要求索赔，她的案件受限于成文法的条例。金斯伯格代表自由派四人组写下了异议意见，认为在莱德贝特甚至不知道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薪水的情况下，她无法在天内提交申请。“法庭对即刻申请的坚持是忽略了薪酬歧视中的常见要素：工资差别经常以小数额累积的形式发生，正如莱德贝特案件中这样，这使得对歧视存在的怀疑，只有经历相当的时间后，才逐渐增长；更何况，雇主往往向雇员隐瞒雇员薪酬与他人薪酬的比较的信息。”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塞缪尔·巴根斯托思在莱德贝特案件前曾为金斯伯格担任法律助理，他说，“所有人都说这是个有关性别歧视的案件，那确实是金斯伯格法律生涯的重心，但是，对她而言这也是一个有关诉讼时效问题的案件——关于联邦诉讼规则的案件，她对这方面的